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85 （2000）04—0084—06 近20年是我国语法学发展的最好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79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的一部最重要的语法学著作，为80、90年代的中国语法学走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新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研究特点 1、大量引进外国语言学理论。80年代始， 大量西方语言学理论被介绍进来，使我国80、90年代语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成就也更大。近20年来中国出版的西方现代语言理论著作主要有：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同上）、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叶斯泊生《语法哲学》（语文出版社，1988）、莱曼的《描写语言学引论》（上海外教出版社，1986）、房德里耶斯《语言》（商务印书馆，1992）、汪榕培、顾雅云编译《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岑麒祥译《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乔姆斯基《支配与约束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马蒂尼奇《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等。西方语言理论引进如此之多、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2、注重对语言事实的发掘、分析和描写。近20年的中国语法研究，比较注重对语言事实进行具体深入的发掘，比较注意从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上去进行分析、描写。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非常强调汉语语法研究要注重实际用例的调查。由于吕老的倡导，语法学界重视了语言实际问题的调查，能够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从中总结出若干语法规律。比如对汉语歧义结构的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3、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近20年的中国语法研究， 在理论和方法上，不再囿于传统的只满足于对句子进行分析的做法。分布、替换、预设、提取、位移、空位等观念越来越多地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层次分析已在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被广泛运用；变换分析也开始在语法研究中运用。 二、研究内容 1、在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下， 我国语法学界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新的语法理论成果。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针对一些长期争论的基本概念和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论述了汉语语法特点、词类、句子成分、析句方法、汉语语法体系以及形式与意义等问题。他认为汉语语法真正的特点“主要只有两条。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提出“建立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并提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从原则上说，进行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张斌、胡裕树先生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把语义研究和语用研究纳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内。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明确提出了“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法的、语用的”。1984年胡裕树、张斌先生在《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4年第3期）又详细地阐述了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结合研究的思想。 1985年，胡裕树、范晓《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明确提出了“三个平面”的学说。张斌先生于1991 年《中国语文》第2 期发表了《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兼论语法分析中三个平面》，把语法、语义、语用三结合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文章认为，语言单位有形式和意义，在语用中又有内容，三者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语言符号有多重性质，可以采取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通常所说的语法分析中的“三个平面”应理解为“三维”。形式和意义是一个平面的两维，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是密切相关的。句法结构有它的意义基础，但基础并不等于标准。当然，语法分析也可以是三维的，即同时进行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分析。胡裕树与范晓在《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发表《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 指出：“只有跟句法有关的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才属于语法范围”；“从研究的角度说，句法是核心，是个轴……所以在研究一个句子时，要紧紧扣住句法，以句法为基础，向隐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力求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内层和外层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学说的提出，开阔了语法学家的视野，为语法学界所普通接受。袁晖、戴耀晶编的《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语文出版社，1998）则是三个平面理论的论文集子，集中地反映了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成果。张黎《文化的深层选择——汉语意合语法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论述了语法的语义内涵、语用内涵、句法内涵、句子分析策略以及意合语法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作用。杨成凯的《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论述了语法模型的方法论，语言单位的符号性、结构性、同一性，深入而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词、词类、主宾句、句子的问题。方经民的《汉语语法变换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语事实的分析，论述了在汉语变换语法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变换关系的理论基础、结构基础、变换分析的理论原则，探讨变换分析法的性质、类型、作用、不足和改进，以促进汉语语法的研究。此外，对动词“向”的研究、语言信息的研究、空语类的研究、动词“格”的理论研究、句型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使汉语方法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汉语比较变换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陆俭明《现代汉语句法论》（商务印书馆，1993）、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邢欣《现代汉语特殊句型研究》（新疆科技出版社，1995）、胡正微《汉语语法导论》（商务印书馆，1992）、陆丙甫《核心推导语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程琪龙《系统功能语法导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等。 2、开创了新的语法学分支学科。近20 年来中国语法研究中创立了新的语法学分支学科：语法史、语法学史等。新的分支学科都有全面系统的理论，且有大批论著出现。语法史方面的著作有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出版社，1982）、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等。潘著论述了汉语法在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各时期的变化和发展，简明扼要，颇有新意。王著在《汉语史稿》（中册）基础上修订而成，内容丰富，学术性强。语法学史方面的著作有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986，1992）、马松亭《汉语语法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1997年修订本改名《中国语法学史》）、董杰锋《汉语语法学史概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朱林清《汉语语法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等。林著“是我国第一部从上古到当代、系统而又完备的汉语语法学史，起了某种奠基性的作用。”龚著“对中国语法学的发展过程、学术思想，各个流派的基本情况，都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理出了它的发展轨迹。”邵著“视野较为开阔，容量也较大，它不仅详尽评价了重要流派、重要学者和重要著作，而且充分注意到了语法专题和语法论文，甚至充分注意到了汉语语法的各分支学科和各边缘学科。”（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语文出版社，1997，第420—422页） 3、断代语法研究。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和易孟醇的《先秦语法》（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都是断代语法研究的重要著作。《西周金文语法研究》考察了208 篇较长的铭文资料，对2740个句子和12700个词进行了分析， 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铭文中的语法现象，同时将各类语法构造同今文（《尚书》，《周书》）作了共时比较。《先秦语法》则是以先秦29部著作为研究对象的语法学著作。它既概括了秦以后各个时期的古汉语也存在的许多共同的语法现象，更着重探索了先秦汉语一些独特的语法现象。作者不赞成始于词法终于句法的老套，而主张语法以研究句子为中心。断代语法研究著作还有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 《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