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02-0001-7 一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 1.1 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 汉语方言学是本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应该说，一开始它就走着正确的道路——描写和比较相结合。20年代发表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多种方言的字音来论证音韵发展过程。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则用音韵学的原理进行方言与历史音韵的比较，从而说明方言的特点。赵元任的《中山方言》，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都为这种纵向比较作出了示范。30年代之后开展的区域调查则是一批方言点的横向比较，《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是这种比较研究的成功之作。50年代的全国方言普查形成了方言——普通话——中古音的三角比较研究方法，整理三者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论是单刊或区域报告都因此而展现了明晰的方言特点，并且不断地为汉语语音史提供生动活泼的论据。后来，语法学界仿照这种方法形成“大三角”的语法比较研究，获益不浅。 最近的20年来，汉语方言学又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进展。第一，从连读变调入手，关于变声、变韵，小称音变又发掘了大量生动多样的语言事实。这不但扩大了语音研究的视野——注意了音节以外的许多变化，而且开展了许多关于语音与语义、语音与语法的关系的研究，纠正以往把语音、词汇和语法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真正把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来研究。第二，开展了方言共时变异的研究，例如老中青三代人的差异，双方言或方言与共同语双语现象的研究，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地方习俗的关系的研究，从而为建立和发展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第三，汉语方言学者和研究汉藏系诸语言的学者开始联手进行比较研究。虽然时间不长，关于运用汉语方言材料和民族语言材料来研究上古音并进而拟测汉藏语的早期语音形态，关于汉藏系诸语言的关系词（含同源词、借词）的研究，都获得了一些成果，引起了国外汉藏系语言研究家的注目。应该说这些比较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使汉语方言学成为现代中国语言学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并且为汉语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1.2 已有的比较研究也有某些不足 直到80年代，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侧重于语音。固然，语音差异是方言差异中最直观，最系统的，因而，方言研究也应该以语音为首先切入点。然而忽略了词汇和语法的研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种状况同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倾向是直接相关的：音韵学是显学，词汇学、语法学则没有得到发展。方言学一开始就是为音韵学作注脚的。近20年间出版了不少方言词典，但是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进行，以往的一些说法，什么“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单双音构词法不同”等说法，连表面的比较也说不上。方言语法在60年代以来只有些与共同语相异的虚词和句法的零星报道，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刚刚开始。在语音的比较研究中，多半限于音类的静态比较，关于字音的异读、文白读、连音变读，虽然已经发掘了不少材料，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进行。此外，方言和普通话比较较多，方言区内部同异比较也多，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比较就很不够。由此可见，汉语方言的共时的比较研究还没有全面开展。 在历时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是详于语音而略于词汇和语法。关于古音和方音的比较，多半是找出单点的方言与广韵系统的对应关系，综合各方言的对应用来说明古今语音的演变过程及规律还做得很少。在《方言》杂志的倡导下，为方言词考求本字获得不小的成绩，这对于认识方言与古音的常例和变例、对于了解方言词语同古汉语词汇的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近20年间，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大力开展，方言与近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但总的看来，方言与上古汉语及近代汉语的比较研究还远远不如与广韵系统的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论是横向的或纵向的，之所以还未能全面地开展，深入地进行，主要是缺乏理论上的总结。研究者本身不论是行内的、行外的也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比较研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3 未来的方言比较研究将大放光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应该说，20世纪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基础是很好的，不但方法先进，视野开阔，而且积累的材料也相当丰富。尤其是近20年间，从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广度说，都远远超过前80年。经过绘制中国语言地图的普查，我们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编修地方志的的基本建设中我们编了不下千种县市方言志。在各级社科规划和完成学校计划中我们得到上百种方言单刊和上百种方言词典，十几种方言语法著作，还有好几部大型的区域比较资料（云南、山西、山东、福建、江苏、上海、广西等省市方言志，《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汉语方言大词典》、《北方方言基础词汇集》等）。至于为单点方言整理的音系材料应该已经有数千种之多了。 在现有的相当厚实的基础上，在这世纪之交，很有必要对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作一番科学的总结。在具体方法上，肯定成功的经验，使之规范化、普遍化（例如历史比较音韵、考求方言词本字），向薄弱环节推进，探索新的领域里的比较研究方法（例如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比较、方言的“底层”现象和民族语言的比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提高认识，让大家都能理解：开展汉语方言的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不但是建立科学的汉语方言学的根本，也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必由之路。 汉语使用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历史上人口迁徙频仍，因而形成了品种繁多、差异显著的方言。这些方言是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共同语或方言分化出来的。在形成的过程中许多都和原住民发生过语言的融合，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不同时代书面语或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在边界和域外又和外国语言发生过交流。所有这些都无不在方言语音、词汇乃至语法上留下诸多印记。这众多歧异的方言便成了研究汉语历史的最重要依据。诚然，中国特有的数千年间流传下来的汗牛充栋的文献也是研究汉语史的依据，但是文件有残佚、有伪托、有更易，还有文字的变迁。相对而言，方言材料更为真实，也更为周全。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方言的史料价值是文献所无法取代的。什么时候我们把汉语方言的横向比较搞透了，对于现代汉语的结构系统就能获得真切的了解；把纵向的比较也搞透了，一部翔实的汉语史也就水到渠成了。从这一点说，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研究汉语方言的需要，而且是整个汉语研究，建立汉语语言学，使我们的语言学真正中国化、科学化的需要。在新的世纪，沿着比较研究的路子走下去，汉语方言学必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为整个汉语的研究，为汉藏语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的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