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南方汉语的特征

作 者:

作者简介:
邓晓华(1957-),男,福建连城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从事语言人类学的研究。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古汉语研究》

内容提要:

笔者主张“南方汉语非‘汉’”说;反对南方汉语方言形成的古典进化论“单线演进说”。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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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0)03-0002-06

      一、两种语言演变理论假说

      以往的学者多以传播或移民的观点来解释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现象,而少有人试图去探讨闽客族群方言特质成因与族群互动的性质,族群互动在闽客方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着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就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族群特质的方言文化特点。丁邦新认为闽语在许多现象都比中古音早,必须结合谐声系统,通过构拟一个上古音形式来解释后代的音变。

      张光宇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源自北方,而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南方的白读源自古代北方,是随移民带到南方来的。

      在中国语言学的著述中,语言演变的理论框架仍是以“传播”、“影响”、“移入”、“借用”为主,或研究语言发展的平行演变理论,以此来解释族群间方言文化所出现的外来元素,或相异文化中所包含的相似元素,来显示方言文化间的可能发展或渊源关系。所以,目前中国语言学者缺少对于族群互动的研究,以及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概括为族群间的文化借用而已,而鲜少有人有系统地将互动放入语言演变的框架中加以探讨。

      我们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要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演变理论。

      因此,本人不认为南方汉语仅仅是北方汉语的沿续,不主张用“线性”的历史主义演变理论,通过构拟一套上古音体系来解释古今南北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许多语言学者仍视历史比较法最高的成就便是构拟一套完美的上古音,本人实不敢苟同这种线性的语言史观,本人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可以确认“古南方汉语”的存在,而解释“古南方汉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时,可利用艾伯哈特(WolframEberhard)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

      解释这种南方汉语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南方汉语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古北方汉语主流文化与地方土著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古北方汉语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古汉语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如闽客这样的“复合型”或“混合型”汉语方言。闽客方言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这三种解释要同时兼顾,而不能仅取其一。

      二、南、北方语言文化区域

      根据考古学研究: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华北出现的三个新石时器时代文化是仰韶、北辛~大汶口和新乐文化,在华南,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以台湾北部的大坌坑遗址为代表,但其遗址沿福建、广东海岸都有分布)。这五种文化之间以不同的程度互相连锁,仰韶和北辛—大汶口文化之间非常相象,分别代表着中原和东方文化传统。这应该是北方汉语产生的文化区域。

      另一方面,河姆渡与大坌坑则形成与仰韶和北辛—大汶口均不相同的一组文化,即百越文化区域。百越语言是南方汉语的基础。而其生态基础亦然不同。简言之,从文化的大分类上说,中国在公元前第5个千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很可能是承袭着公元前10000年到5000年前那一段的同样的两个文化传统下来的,即北方文化传统与南方文化传统。

      南北文化区域的划分亦可见于古文献的记载,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当时中国划分了几个主要的经济文化区,这就是关中平原(自汧雍以东到河、华)、豫中平原(三河地区)、山东半岛(齐鲁)和南方(越、楚之地)。《汉书·地理志》总结江南的特点是:“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苽蠃蛤,食物常足。……信巫鬼,重淫祀。”生动描述了这一广大地区不同于中原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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