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 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5-0704-06 一 1.1 《辞海》(1979)有“语言规范化”条目，解说如下： 根据语言发展规律，对语音、词汇、语法等进行加工，明确标准以促进民族共同语的统一，并使其内容和体系更为丰富和完善。如现代汉语规范化就是确定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这个解说指出了语言规范化的两重任务：一是在诸多方言中确立以一种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二是对共同语进行加工、整理，使其内容和体系更为丰富和完善。第一重任务很明确，要大力推广普通话，这是国家的语言政策，没有持异议者。第二重任务，为的是使祖国的语言纯洁、健康，这样的目的恐怕不会有人表示反对；问题在什么是规范化的“标准”。所立的标准不正确或不全面，就会影响到语言规范化任务的全面落实，甚至会使人们对语言规范化产生怀疑。几年前，《语文建设》杂志举行过一次语言规范问题笔谈会，有几位先生就提出了保留性看法。一位说，语言规范只能是对中小学生的要求。又一位说，文学语言本质上就是反规范的。发表这样意见的，一位是老作家，一位是文学评论家。他们的意见有代表性。要么是他们对语言规范化有误解，要么是我们过去对语言规范和语言规范化的认识本来就存在偏颇。即使是误解，误解的人多，这本身就是问题。 1.2 语言规范化的实际工作和活动中，暴露出不少同什么是“规范”有关的认识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 《现代汉语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这个方向努力”（《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它收了“告诉”（gàosu）；同时收了这个词的语音变体“告送”（gàosong），释义是：“〈方〉告诉，告知。也作‘告诵’。”“送”也写作“诵”，可见只是口语变体，写成什么却不一定。既然词典是为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收入的“告诉”和“告送、告诵”都应是符合汉语规范的词，只是前者为书面语、正式体，后者为口语、非正式体（注明〈方〉）。可是，类似的情形多得很，词典并未作同样处理。例如念叨niàn dao、吓唬xià hu、央告yāng gao，在老舍的小说《赵子曰》、《离婚》和冷佛的小说《春阿氏》里分别写作“念得”、“吓赫”和“央给”，是这三个词的语音弱化变体（niàn de，xià he，yāng ge），作家把后面的音节分别写作“得、赫、给”以反映口语中的实际读音，词典未收。词典没有收这些口语中的变体，能不能说它们不合汉语规范呢？ “打扫卫生、打扫清洁、排公共汽车、谈朋友”之类组合是否合规范，语文界曾争论不休，吕冀平、戴昭铭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认为这些搭配符合经济原则，已经用开，属于“有益突破”，应承认是规范的。这些搭配在口语中、在非正式场合或已使用开，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意见有些道理。可是在书面语中、在正式场合似乎还没有取得应有地位，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否定它们是合法的存在呢？这便涉及规范的标准问题。类似情形普遍存在。再看两个实例： 把我扔在一边儿，逞着丫头们要我的强！（《红楼梦》第20回） ——我偷人家去？ ——你这人没志气，老想偷人家。（《姜昆李文华相声选》） 将复合词“要强”拆开用，将偷人家（的）东西简略为“偷人家”，在口语里、在非正式场合可行，却未必适用于书面语和正式场合。合不合规范？又如： “洋垃圾”受阻上海（《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 女大学生挑战探险家（《长江日报》1999年1月4日） 这是述宾结构的动词带宾语，现在报纸上（特别是标题）见得很多了，好些人撰文讨论，意见似乎已取得一致，认为应该承认这种用法符合规范。可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看，口语里，日常谈话，好像还不能这么用，那么，怎样认定它们合规范还是不合规范呢？实践中提出了到底该如何看待语言规范化的对象和标准问题，需要研究。 二 2.0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罗常培、吕叔湘联名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特别是这个报告，影响很大，奠定了我们对语言规范的理论认识基础。关于语言规范化的对象和标准，报告是这样说的：“‘语言规范化’的‘语言’指的是民族共同语，民族共同语的集中表现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的主要形式是书面形式，所以规范化的主要对象是书面语言”；“现代汉语的规范就是现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般用例”。我们可以就这样的认识展开讨论。 2.1 “现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般用例”这句话有两个问题：(1)“有代表性的作品”，或“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否包括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作品？(2)“一般用例”相对于什么而言？怎样判定其为“一般用例”？ 2.1.1 有代表性的作品或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有各种类型、各种风格，报告或此后论及语言规范问题的文章并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定。有的作家作品常用口语，有的作家作品体现书卷风格。语法书多以书面语体或科学体作品中的用例为分析对象；修辞书常取艺术体作品的用例；话语学则更注重会话语言。规范语言是以哪一种或哪几种为准，或者都在其列？实际上不是都在其列。谈语言规范，特别是谈语法规范的，至少未见取用诗歌语言。对口语材料也很谨慎；一般不用，取用时往往作为特殊现象交代（如“这是口语句法”，“这是口语中的用法”等等）。这是实际情形。为什么实际情形会有这样的倾斜？这样的倾斜有多大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