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复教授的训诂学说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89(2000)02-0069-06

      徐复教授是著名的训诂学家，语文教育家。“训诂的产生和教育有关。”（注：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训诂和教育的关系如此密切，徐先生的事业，一身二任，两径密合，无不备具胜致，游刃有余，从必然进入自由，求其深邃，则积淀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的精髓，是科学思想，亦即他的训诂学说。学说是成果的提升(upgrading of the thecry)，成果是学说的显现外化(appearance and expression)，从理论上说，两者是互渗互动的。对太老师辈的学者来说，具体到训诂学，“基本任务是解释文献字词”，“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知识来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科研成果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我们尝试从丰硕的成果中，看到“‘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转化”，（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看到训诂学说的升华。

      训诂学是一门极古老的科学，春秋战国已萌生，但极盛于清代乾嘉时期。如果把二十世纪的训诂学叫做现代训诂学，那么，徐复先生几乎就是现代训诂学的同龄人。徐先生1929年就读金陵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攻读传统小学课程。1935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旋至苏州章炳麟国学讲习会从师请业。章氏早在1906年就在日本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他“虽‘在熔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但由于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并未能全面重整训诂学理论”。（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二三十年代，黄侃“开设训诂学课程，初步建立起训诂学理论”。（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徐先生的训诂实践，如由从师黄侃算起，至今已七十余年。（注：如从徐先生已出版的三部训诂学著作来看，最早的论文撰于1932年，他说：“余撰《后读书杂志》，始稿于1932年。”“镏、刘、留”等字的考释文字写于1936年，至今已几近七十年。三部训诂著作是：《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徐先生的三部书在本文中引用时简称《丛稿》、《论稿》、《后杂志》。）兼综章黄，决意实践，隐涵理据，克绍师裘，成为继章、黄之后的一代训诂大师。我们认为，徐复教授的训诂学说，集中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训诂，须全凭文献语言事实材料得出结论

      训诂实际上是以文献语言材料的“经验事实”为对象的考古学。是字音、字义、文义考古，因而它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的科学。中国的经验传统对世界近代科学的产生有过极重要的影响，训诂学作为一门典范的“经验事实”的科学，无论是它的学术成果，还是它的研究方法，乃至它对特定的主客体世界、主体际世界领域：语言文字的解释的若干规则的揭示，其人文价值、科学价值是十分厚重的。作为“经验事实”的搜罗，对语言材料的辑存，及处理、按断的方法，徐著比比皆是。试以他1936年“镏刘留”等四字的考释为例（《丛稿》第1页），《说文》无“刘”字，一般都认为“为汉姓讳”，章太炎则认为《说文·金部》“镏”字下不录重文“刘”，是因为“刘”字古文从“又”，义不可知，似与“镏”（“杀”义）无关，故不录。徐先生认为章说“最为憭然，足以解众家之纷糅矣”。为发明章说，徐著分四步走。首先释“镏”字，举《玉篇》、《说文》、桂馥《义证》，以证此字为“古者兽类残杀生物”。又举《左传·成公十三年》“虔刘我边垂”，杜注：“虔、刘，皆杀也。”又《盐铁论》引《礼记·月令》“凉风至，杀气动，天子始刘，以顺天令”，“刘”亦杀义。《汉书·武帝纪》“媵（刘）五日”，如淳、苏林、颜师古注，皆明“刘”为“杀”义。第二步：考释从“又”不从“刀”的“刘”。《说文》：“又，手也。”训“杀”义的“镏”字中的“田”，实为“兽足之‘番’字”，“镏”字就犹言“以兽爪子杀”，“刘”字从“又”言“杀”亦此类。至于从“又”之字为何可解释为“杀”义，徐先生说“古人事简诘质，凡杀不必定从刀，正如椎牛然”（《丛稿》第3页）。“椎牛”，击杀牛。语见《韩诗外传》卷七：“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徐说涉及古人造字之理，甚确。张永言先生在谈到“闻”字上古兼有听觉义和嗅觉义时说：“虽然甲骨文和金文‘闻’字就从‘耳’，但这只是造字时的取象，而造字取象只能取其一端，‘闻’字从‘耳’并不意味着它所表示的作为音义结合物的那个词当时就限于‘知声’这一个意义或用法。”（注：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2版，第8页。）同理可推，表“杀”义的“刘”字可从刀、从又，表“击杀”义的“椎”字近可从“木”。徐说和张说是一致的。第三步，解释“刘”字。徐先生认为《说文》无“刘”字，当“为传写者所脱误”，考其文应在“镏”字之上，而水部从“刘”字（浏）、竹部从“刘”字俱在，可证《说文》当有“刘”字。那么“刘”字曾经从“又”，后从“刀”字，何故？徐先生说：“降及秦汉，人事日繁，故字多改作。刘从又，杀义不著，故亦改从刀矣。”（《丛稿》第3页）这实际上已涉及字形演变，乃至文字形体内部结构偏旁的演变与社会人事的关系，这对研究汉字史是至关重要的。就汉字的本体研究看，“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注：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但徐先生在训诂中一是注意到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二是论述这种变化的“外在的原因”及其引起的文字自身内部构形的变化，应该说有很强的理论性，该理据的获得来自一个“刘”字演变史，其研究方法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第四步，解释“留”字的意义。徐先生认为“留”字是古“刘”（杀）字的初文，上从古文“酉”字，《说文》“酉”字下：“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留”字“渐以杀伐之义不著，故加金旁（镏）以说之也”，这实际上是说文字的表义要求成为促使汉字内部结构调整的动因。又因人嫌“番”字从“田”为兽爪之义难依信，故又举证：“凡今隶变从田之字，古籀篆文皆与田无涉。”例如《说文》胃、畏、雷、叠字等皆与田地义悬绝，从而推证镏、留不从田地之“田”，而以“番”之古义“兽爪”说之为确（《丛稿》第3页）。这在训释方法上，又是以某些字同结构的语义来间接地推证所求之字义。证释方法颇发人深省，恰恰也是能体现经验科学的语文逻辑方法的。强调尊重经验事实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词替换为具有相同意义的另一个词”，又说：“每一种图像，无论具有何种形式，如果要一般地（正确或错误地）描述现实，就必须与现实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逻辑形式，也就是现实的形式。”（注：参见江怡《维特根斯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112页。）一个汉字既是一个词，又是一个图像，替换、寻找其有现实性的“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把握其“逻辑形式”的语言的哲学方法，亦即语文逻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