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

作 者:

作者简介:
秦志希(1948-),男,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主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新时期以来新闻理论的变迁集中表现于人们对新闻学关键词的思辨、讨论和表述等语言实践中。通过历时性的对媒介工具性、党性、舆论监督、真实性、信息等关键词读解的考查,可发现新时期以来新闻理论的变迁轨迹;由共时性的考查发现,新闻学关键词呈“二元对应式”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正是新闻处于学术与政治之中的具体体现。二元对应式既表明人们对新闻学术的正视,也体现了新闻理论变革中对于政治的依重。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3-0365-06

      一

      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于50、60年代出版的《文化与社会》、《关键词》两部著作,是欧美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研究经典工作。他通过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的著述言论,选择若干个关键词,分析它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词义及其变化,由此展现语言历史与社会文化历史的内在联系,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变迁。

      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关键词,既是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的词汇,也是人们“共同语言以及共同兴趣”的词汇。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从特定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说,新闻理论的变迁集中表现于新闻话语关键词的兑演,体现在人们对关键词的思辨、讨论和表述等语言实践中,并由此赋予主体性。于是,考察新时期以来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就可以透视新时期整个新闻理论乃至广阔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变迁。

      现阶段,虽然我国新闻媒介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但是各级党报仍是我国社会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主渠道,是国家主流媒介。新时期我国新闻学正处于理论体系建构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党报”本位、“新闻事业”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向。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新时期新闻理论又在这种转向过程中,在“党报”本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积淀有一种理论结构模式,这种理论结构模式对我国新闻理论乃至新闻事业都起到或隐或显的规范、制约作用。

      这种结构模式具体表现为,新闻理论话语某一关键词意义的展现几乎都与另一关键词相匹配、对应,它们两相比较而存在,互为界限、前提,双方都不能失去对方的支撑,如论及媒介性质,既讲阶级性,又认定媒介具有社会属性;既承认媒介代表人民利益,又强调其党性原则;既坚持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性,又看到新闻事业的商品性特征;既认定媒介属事业性质,又指出对媒介实施企业化管理等。在论及媒介功能时,既强调社会效益,又注重经济效益;既坚持新闻的指导性,又不忽视其服务性;既重视舆论引导,又注重舆论监督等。论及新闻报道,就有时宜性与时新性、倾向性与客观性等关联性的解析。论及新闻真实时,就有关于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之说,或代之以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辨析。论及新闻选择,就有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的相互约制。论及新闻传播,就有社会控制与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的权界阐释。如此等等,我们可以把新闻理论关键词这种结构模式称之为“二元对应式”。这种“二元对应式”是以党报为基点的必然的理论架构,是政党理论、要求与新闻规律二者的耦合。这“二元”中的一方,诸如“阶级性”、“党性”、“意识形态性”、“事业性质”、“社会效益”、“指导性”、“舆论引导”、“时宜性”、“倾向性”、“本质真实”、“宏观真实”、“宣传价值”乃至“社会控制”、“新闻自律”等等,大多是政党政治理论及其要求的体现,另一方诸如“社会属性”、“人民性”、“商业性”、“企业化管理”、“经济效益”、“服务性”、“舆论监督”、“时新性”、“客观性”、“现象真实”、“微观真实”、“新闻价值”、“新闻自由”等等则大都属于新闻本身的规律及其必然表现。可以说,新时期新闻理论关键词的“二元对应式”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理论结构景观。在中国,它与哲学、法学、文学、伦理学等大异其趣;对比外国新闻学,这种理论结构形式更是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新闻理论的鲜明特色。

      二

      这种关键词“二元对应”的结构模式的形成表明新时期新闻理论历史性的进步。回顾新时期前期新闻理论的变迁,实际上是从“一元政治化”走向这种“二元对应式”的。

      新时期之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使当时我国新闻媒介品种单一,全为党报性质,其时新闻理论主要围绕“老五性”展开。在阶级性、党性、战斗性、真实性、群众性等“老五性”这些关键词中,又以阶级性为其理论基础:党性是它的升华与集中,战斗性是它的具体要求,它统驭真实性,同时它泛化并吁求群众性。这就是说,阶级性这一关键词成为新闻理论的基石,政党政治理论入主新闻学,所谓新闻学事实上是在一种政治化的语境中敷展开来的。

      改革开放伴随思想解放,新闻理论的变迁具体体现在关键词两个方面的变化之中。一方面,人们对新闻学中的一些政治性关键词大都进行重新审读,其内涵被转换、拓展乃至更新。粉碎“四人帮”,新闻界首先围绕新闻事业性质展开讨论。讨论的结果,逐渐否定媒介“阶级斗争(专政)工具论”,确认媒介是“社会舆论工具”。这种由“阶级斗争(专政)工具”到“社会舆论工具”的关键词的转换乃是新闻政治性内涵的一种质变。

      稍后,人们又围绕新闻党性这一关键词展开讨论。尽管当时出现重大争议,但随后所形成的共识是:党的意志事实上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为人民服务是党性的基本内涵[1](第139页)。我们历来强调党报的指导性,重视由上而下的舆论引导及教育作用,新时期提出“舆论监督”的问题,显示公众舆论对于上层建筑的制约、影响,集中表达了新闻政治民主的性质。“舆论监督”这一关键词也有着全新的意义。

      仅此我们即可发现,新时期人们在对新闻学政治性关键词的解读时,使新闻学政治话语的内涵实行转换、拓展和更新,其结果是欲使媒介回归社会,趋近新闻的本来属性。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政治话语是一种窄化新闻的话语,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性概念则可以说是一种具备兼容性、趋向新闻本体的话语,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另一方面,对新闻学一些学术性关键词的解读、确认,从而敷化为一套新闻学术话语。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界开展了对“真实性”关键词的普遍讨论。人们批判“四人帮”搞“假、大、空”新闻,其本质也是在否定先在的政治理念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干扰、破坏,力图使新闻回归新闻本身,从而体现一种专业关怀的精神。特别是80年代初“信息”关键词的引入,给传统的新闻观念以巨大冲击,从而导致新闻理论更大层面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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