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教授,文学博士,邮编518060

原文出处:
新闻大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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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技术大大推进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由H.A.英尼斯、W.施拉姆、E.罗杰斯等人开启了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直至九十年代,关于此项课题的研究大约有四个不同的路径。其一是受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持强烈批判的立场,揭示出传播技术强化并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建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依附(E.罗杰斯、H.I.希勒、M.特劳等);其二是从后工业主义历史观出发,指出传播技术与市场结合造就了后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D.贝尔);其三是从国际政治及伦理学角度,分析信息资源分享的不平衡,指出南北国家间日益加剧的差距,提出建立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acBride报告);其四是从后现代主义理论立场,揭示在媒介饱和和信息超载情形之下文化变迁和文化认同所面临的困惑和压力(D.哈威)。(注:这些研究见于以下文献:E.罗杰斯(Rogers):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Crtical Perspectives.Berely Hills,Calif.:Sage,1976.H.I.希勒(Schiller):Communication andCultural Domination.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M.特劳( Tehrauian ) :Development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the Changing Paradigm,in G.J. Hanneman and Melvin Voigt(eds.)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1.Norwood,NJ:Ablex 1979.UNESCO:Many Voices,One

      World:Communication Society Today and Tomorrow.Paris:UNESCO,1980.D.哈威(Havvey)The Condition of Post — 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Mass. Oxford:Blackwell.1990.)在世界体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的矛盾愈来愈明显的情形下,传播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敏感,并由此引出对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文化策略和传播观念的思考。

      传播技术推动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出的生活现实。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有四个基本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扩张、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世界军事安全秩序建立和全球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注:参阅A.吉登斯(Giddens):The Constitutionof

      Society.Cambridge Press.1984.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CambridgePress.1985)全球化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世界多极化,平等竞争,合理发展;另一个是世界单极化,建立新霸权和依附关系。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毫无疑问是要争取前者。

      信息传播的新发展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自己的生产及其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传播作为人类交往的形式是同发展问题密切联系的。布罗代尔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十五世纪开始建构时,航海交通、货币信贷和印刷术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筑在于不断地创造并扩张着某种“统一的语言”。掌握统一的语言,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章,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所谓“统一的语言”应当是广义的,包括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货币金融体系、国际交往准则、全球军事力量控制协定和全球传播体系(媒介、语言、符号意象等)。英尼斯将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重点研究了加拿大与欧洲、美国的传播关系及其对于运输和贸易的影响,揭示出传播技术对于社会体制、权力、知识系统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著作中阐明了传播媒介的优势不仅造成新的权力统治形式,而且会导致新文明的出现。杜波夫以十九世纪美国电报业和总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个案,说明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同时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随着电报传播提供的技术便利,大规模商业运作、交易保密、时空控制和区域市场集中都成为必然的结果。(注:R·杜波夫(R.DuBoff):The Telegraph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1845—1890.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8(1983)pp.253—77 )现代传播技术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天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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