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康永久(1968-),男,汉族,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教育基本理论方向98级博士研究生,个人研究领域为新制度教育学。广东教育学院 教育系,广东 广州 510303

原文出处:
《教育与经济》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教育制度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和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阐述了教育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这一观点。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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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1)03-0016-04

      教育制度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我们在这里把交易费用界定为获得有关他人的信息、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确保人与人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的费用。根据对交易费用的这种理解,教育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中的人员组织成本。即组织管理学生、教师、教辅人员、校长、教育行政人员、校外教育力量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如激励、使用、培训等方面的费用。(2)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教育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以造成资源的合理流动的教育费用。(3)教育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如学业成绩、学校招生、学生就业分配、学校教育质量、学生升学状况、学校与地区教育差异、教育改革动态等方面信息的费用。此外还有(4)教育活动之间、教育组织之间以及教育组织和其它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教育活动的搭配、学校之间衔接、合作乃至学校与家庭联系、与社会配合等方面的费用。以及(5)教育制度的维护成本,即维护一定教育制度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强制费用。

      教育制度既是节约教育中的个人交易费用的装置,也是从总体上节约社会交易费用的装置。首先,教育制度可以节约教育中的人员组织成本。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可以以较低的组织成本调动学生学的积极性、教师教的积极性、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教育管理与行政人员管理教育的积极性和企业家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以学生学的积极性为例,传统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少花心血但就是效果不佳。这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教育没有解决“要我学”和“我要学”的矛盾。它天真地相信知识的价值是普遍的,天真地相信一切科学的知识应该教给一切的人,天真地相信凡是好的东西都可以强制性的灌输给学生。因此,尽管他们费尽心思向学生推销“科学的知识”,但由于只是利用而不是尊重学生的情感、兴趣和现有能力,他们很多时候不能成功。而学生的学习如果能建立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之上,以有效的制度激励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其次,好的教育制度可以降低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如教师的合理配置,计划教育体制条件下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这种教师配置方式需要付出高额的配置成本。第一,它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教育人事部门,这些人都需要消耗工资、福利和工作开支。第二,它常常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教师经常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教学岗位,学校经常得不到自己急需的教师。第三,不开心的教师常常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反抗这种制度性的低效安排。加大了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摩擦成本,等等。而在市场教育体制条件下,供需见面、双向选择,避免了资源浪费,减少了相关教育行政费用和摩擦成本,降低了学校对教师进行管理的难度。财和物的配置也是一样,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有着完全不同的成本比例。

      再次,教育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教育发展的可控性以及个人把握教育机会的能力,节约教育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一般地,正式教育制度相对于非正式教育制度而言,由于具有更明确、稳定的特性,更利于节约教育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以学校招生制度为例,定期举行的学校招生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入学预期。又如学校的课程设置制度,如果没有明确的课程计划表,学生今天不知明天的事,要带来多少的资源浪费!今天的高考制度之所以如此令人牵肠挂肚,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一会儿文理分科,一会儿"3+1",一会儿"3+X",一会儿又“3+综合+X”,就像股市一样难以捉摸。更让人难堪的是教师资格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变化对不少地方教育当局带来的冲击。许多山区原来签有就业合同的师范生历经数年难以就业,真给人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此外,刚性教育制度有利于降低教育制度的维护成本。所谓刚性(也称硬性)教育制度,就是那种有令行禁止之效的教育制度。以教师课堂违纪行为为例,明确、可行并认真执行的课堂纪律比那种含糊、理想化并疏于执行的制度更能节约课堂违纪惩处成本。

      教育制度界定教育利益的范围

      以往,我们常常把教育问题归结为教育观念问题、人员(包括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家长、社会人士)素质问题、教育技术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教育经费问题、教育规模问题、教育机构问题、教育决策问题、人性问题(如国民劣根性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缺陷问题(如脱离实践)等。库姆斯也认为:“五种校内因素对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效果有着尤其强有力的影响,即目标、课程、教师、教材和教育技术。”[1]这些观点当然不无道理(在某些方面也与教育制度沾了边),但都忽视了对教育制度的直接反思。

      而且,通过这些方面的变革获取教育利益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一定的社会制度只能包容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对教育制度而言也是适用的。以教育技术为例,传统教育制度所能包容的教育技术是有限的,真正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只是那些规模化的教育技术。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的一个奇特的教育现象,就是许多学校对教育信息技术持抵触情绪。甚至一些由于某些特殊的机遇而拥有了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学校,也面临着资源闲置的危机。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借口,就是这些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这种成本不仅是指金钱方面的直接支出,还包括教师精力的支出与学生收益的不相称。更为不幸的是这都是一些实际的情况。而且这些事实不单存在于国内。库姆斯也认为在未触动旧有教学过程的情况下,教育电视“使教室变得单调死板,毫无生气,扼杀了对话的可能性,塞给学生的仅仅是要死记硬背的事实,阻碍了他们发展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更糟糕的是,使得教师无工作可做。”[2]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我们那些难以容纳教育信息技术的教学过程本身,是已经发生了故障的教学过程,那些难以容纳教育信息技术的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些发生了故障的学校。我们有些人根本就不希望教育信息技术带来教育开放和教育个性,当然也就不希望我们的教育信息技术带来开放的学生和有个性的学生。因此教育信息技术在我们的学校中只能成为摆设,只有那些在升学方面没有太大问题的重点学校才敢于和乐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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