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1)03-0023-05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徵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著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著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著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著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著《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著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著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著《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著《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著《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著《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著《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著作有格莱夫斯(F·Graves)著《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著《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著《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瑴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著《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著《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著《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著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著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著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著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著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著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著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遍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政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文革”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图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著，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