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4-633X(2001)03-0062-02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2000年会员代表大会于11月5～8日在花城广州召开。会议由华南师范大学承办，香港教育学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协办，共有包括港澳学者在内的来自于全国教学和科研单位的一百多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对会议的两大主题——“挑战与应对：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和“血脉相连：台港澳教育发展与祖国教育传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综述如下： 与会代表回顾了教育史学科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老一辈教育史学家主持完成了诸多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出版了众多教育史著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八卷本）、《中国教育哲学史》（四卷本）是其中代表；年青一代学人迅速成长，尤其是教育史专业的毕业博士，已经成为教育史学科的中坚力量。但是，无庸讳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克服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挑战与应对：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作为大会的主题之一，实际上就蕴含着这样一种假设：教育史学科在世纪之交遇到了严重的危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教育史研究者直面以对。对此，与会代表并无异议，惟在危机的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90多年来，教育史学科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西方输入的，这种框架在深入研究教育史的各种问题时逐步暴露出了不足之处和不适应性；忽视了教育史学科自身的学术性建设，仍停留在知识型状态中；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畴、结构、研究方法，现实危机表现在《教育史》由一门师范素质课程蜕变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课时量大大减少，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被严重弱化，队伍危机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困难，迫使教育史学工作者转向其它领域。总之，教育史学范式的陈旧是最大的危机，这种范式的特点是移植多于自生、阐释重于实证、多样归于一元。相对于中国教育史学，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在于史料的建设较为薄弱，翻译工作遭遇冷落；有人指出固守传统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自我封闭也是危机的表现；学科体系陈旧、学科地位不明、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够同样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史学科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固是不争的事实，但与会代表并不认为教育史学科就一定丧失应有的地位，相反，大家一致对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前景表示乐观，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如：建立新的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注意做到移植与创新并重、阐释与实证平衡、一元向多样复归、新式与旧范并存；有的观点则以信息时代的来临为背景，指出现代技术的应用就使得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实现资料的交流共享，从而避免各自为政、课题重复等现象；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模拟、分析历史事件，可能会使教育史研究出现新的转机；有的观点强调了人作为教育史的创造者，教育史研究中一定要展现出活生生的人来，要体现出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力量；有的学者坚持教育史学研究者应秉承教育史学的理念，指出教育史学如果不活在从业者身上，教育史学终究是要成“死学”的；有的观点认为旧有的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另外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因不懂教育史的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思想；有学者针对教育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和不能建构新的解释模式现象，指出教育史研究突破的关键是能否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史的解读方式。 经过探讨和争论，与会代表对解决教育史学的危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注重吸收其它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教育史的研究；加强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强调教育史研究的服务功能；赞同研究成员间的分工、合作和协调，并希望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在这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自觉提高研究者的理论思维水平，把教育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教育史的不可忽视的人文教育价值。 相对而言，外国教育史研究者似乎比中国教育史同行更加乐观，他们认为外国教育史需要研究的东西多，空白点也很多，因而研究者更易于做出成果；外国教育史发展空间较大，外国教育史对个人而言更有前途。而在外国教育史新世纪的发展问题上，大家也有比较相近的看法：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公开发行专门的教育史研究杂志，加强与中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历史学的合作，培养研究者所具有的洞察力，切实注重质的飞跃，扩大研究队伍，更好地统筹规划，协力合作。 关于会议的另一个主题——“血脉相连：台港澳教育发展与祖国教育传统”，由于历史原因，大陆学者对此的关注不多，这次会议就为教育史研究者拓展了视野，也让与会代表充分认识到台港澳教育和祖国教育确确实实密不可分，血脉相连。有的学者全面介绍了澳门现行的教育体制，总结出澳门教育的五大特色，并指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应是1650年到罗马留学的澳门人郑玛诺，比容闳出洋早了200多年。有的论文理清了香港早期师范学校的发展线索，探讨了对现今香港教育的启示。还有代表通过对广东与澳门教育合作交流的回顾与展望，揭示了自古以来澳门与广东教育的互动关系。有学者通过描述20世纪上半叶粤港澳中文教育的交流与发展，进一步揭示出粤港澳中文教育的交流，为港澳中文教育完成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创造了条件。有学者从台湾早期教育的发展论证出其是祖国大陆文化教育的结果，从而充分说明了台湾文化教育与祖国文化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明了台湾澳教育的基本状况以后，与会代表也对台港澳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又友好的争论。如容闳与郑玛诺谁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台港澳第一个教会学校又属谁？而关于教会学校的性质、作用问题的交锋达到了讨论会的高潮。有观点坚持传统的立场，强调教会学校就是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服务的，因面自然是文化侵略。与之对立的观点虽然也同意从整体上说教会学校是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服务的，但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少都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一种意见坚持绝不能忘记举办教会学校的动机，另一种意见则强调历史效果才是最后的评判标准。最后大家达成以下共识：应该从创立教会学校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两方面的结合来判断教会学校的性质，不能认为所有的教会学校都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也不全是帝国主义办的，即使是帝国主义办的学校也不能与帝国主义划等号，这就突破了以阶级斗争模式来阐释教会学校的分析框架，对今后的教育史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