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教育与中国教会教育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恩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教科所,北京 100088; 熊贤君: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教科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现代,外国势力在华开办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其中尤以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所办学校为主,但二者所办教育无论是办学体制、教育目标还是教育内容都存在着根本歧异。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后者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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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0)04—0012—06

      在中国近、现代,外国势力在华开办了不同类型的教育。这里所指的“外国势力”主要指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他们在华所开办的教育,尽管均由外国势力所开办,但就其性质来说二者并不相同。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教育,在早期虽然曾一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但就教会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它与殖民主义政治、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并没有必然的统属关系。教会教育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所开办的教育,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它以教育为先导,为武装入侵与长期占领、掠夺开路。或以武装入侵占领剥夺他国主权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强制推行占领国日本的教育体制。其教育方针与培养目标都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日本在华教育始终与武装侵略、殖民统治形影相随。本文拟就日本侵华教育与教会在华所办教育的办学体制、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及社会服务等方面作一简要分析比较。

      一、办学体制上的根本歧异

      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在中国办教育的体制是明显不同的。教会教育的办学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私立性质的,不是政府行为。自19世纪末以后,来中国传教的主要教会团体有天主教修会或外方传教会、基督教差会及东正教等组织。他们在华都开办了不少学校,并以此为基础,一边传教,一边传学。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办了徐汇公学、类思小学,到1860年,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办有小学90余所。到1880年以后,传教士在江南所开办的小学达100多所。(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基督教在华各差会也大都办了教育,其中内地会所办学校最多。据顾长声统计,到1936年,内地会在华共经营10所中学,330所小学。东正教在华传教团体除了传播宗教外,也开展了比较丰富的文化教育活动。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乌鲁木齐建造了6所招收男生的教会小学和1所招收女生的教会小学,并“在汉口(指天门县等地)增加了一所教堂和两所教会小学,并为低级传教人员设立了一个培训班”。在北京建立了图书馆、男、女修道院、男子学堂、神学院……。“不少中国百姓,为了谋生,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子女能在教会学校学习,而信仰了俄国斯正教。”(注: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M〕.学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251页。)

      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其经费由各教会组织负责筹措。这些经费多系教会团体在所在的宗王国向资本家及各大财团“化缘”而来。1889年开始成立的基督教北美支会,在不到17年的时间内,资本家就捐助给内地会50多万美元活动经费。《中俄北京条约》签定后,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规定,每年给予驻北京传道团15600银卢布的经费。天主教会在华遣使会每年除从法国政府获得津贴外,据赖德烈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2章统计,该会于1843年拨给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经费为28万法郎,1845年为30.4万法郎,1851年为30.6万法郎,1854年为31.1万法郎,1859年猛增到54万法郎。这些经费的开支,除维持教会的传教活动、传教士的工薪外,还包括办教育的经费。如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从最高宗务会议上获得的每年15600银卢布,主要用于“教堂设备的添置,教堂的维修,男、女学校和修道院的开支,传道团成员住宅的维修,以及其他执事人员的开支等。”这些经费主要来自民间,尽管有少量来自政府,但比较起来,所占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华办教育的体制与各教会团体在华所办教育不同,所办学校多系公立,并非民间行为,具有明显的政府色彩。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办教育的历史比较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30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一是在此之后。日本在继承沙俄在南满特权之后,大力兴办的是殖民教育。所办学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殖民者子弟办的“日本人学校”,招收日本籍在华者的子弟;一类是驯化、奴化中国儿童的学校。前者与日本国内所办的学校无异,后者以培养效忠殖民者的奴才为职志,是典型的“奴化教育”。这些都由政府办理,或有政府参与办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鼓励国民移民中国,在岛内形成了一股“中国热”。“东亚同文会”以所谓“开发中国人风气”为目的,开办了一系列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有:福州东文学社(1898)、泉州彰化学堂(1899)、漳州中正学堂(1899)、厦门东亚书院(1900)、南京同文学社(1901)、南京东文学堂(1901)、上海留东高等预备学堂(1905)等。(注:郭卫东:《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东亚同文会实际上是日本在华的政治机构,所办学校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日本在占驻时间最长的旅顺办了教育,其学校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3种形式、官立学校直属关东局或关东州厅管辖;公立学校直属旅顺市役所或民政署管辖;私立学校由满铁株式会社和地方乡绅等人士集资兴办。据《旅顺教育志》记载,”初等教育由市长、民政署长充任第一次监督机关,关东州厅长官充任第二次监督机关;高等普通教育中的中等教育、实业教育、由关东州厅长官充任第一次监督机关,关东局充任第二次监督机关;高等普通学校中的高等学校、专科学校、大学、师范学校等,由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充任第一次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关东州教育设施的最高监督机关。”(注:大连市旅顺口区教育委员会编:《旅顺教育志》〔M〕.1991年12月印行,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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