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4-007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为了支持抗战，防止该地区的工矿落入侵略者之手，国民政府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企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促使西南等内地近代工矿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考察和研究这一事件，不仅对研究战时大后方经济，并且对我们今天开发和建设西部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大中城市。到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的工厂登记，全国符合当时工厂法的规定标准，即拥有动力或工人30人以上的厂矿，共有3935家，其中分布于长江下游苏、浙、沪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总数的56%。而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1-p63]，成为全国经济精华萃集之地。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配合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军事行动，日本遂组成了上海派遣军，由海路向上海方面移动，准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本深知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其参谋本部给天皇的上奏中就表示，为“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2-p19]日本认为，只要攻占上海，即可在短期内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在此危急的情况下，上海一些爱国的民营工业厂家，为抢救战区民族工业，保证抗战的军需物资，补充后方的民用供给，纷纷向国民政府提议“举厂内迁”。民营工厂内迁的呼吁，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指定作为总动员业务中心的“资源动员”由资源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会同筹办。7月28日，资源委员会遵令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开会，决定分为财务、矿冶、燃料、机械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专门人才8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机械化学组建议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兵工需要”[3]，并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专门委员林继庸赴沪与厂家洽商迁移事宜。这是国民党官方首次提出迁移上海民营工厂。随即林继庸“赴沪与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约厂家派代表来京共商办法”[3]。根据商洽结果，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出《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请求将机械、钢铁、炼气、橡胶、制罐及民营化学工业等6类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内迁，并请政府补助迁移费56万元，拨给建厂场地500亩，代商银行低息贷款329万元，奖励金每年25万元，10年为期[3]。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对该提案作出决议：“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并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剋日迁移”[4]。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庞松舟、实业部第一科科长兼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仑、军政部军务司整备科科长王衸为委员，组织迁移工作。8月12日，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阙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佑才、华生电器厂叶友才、康元制罐厂项康元、中新工厂吕时新、大隆机器厂严裕堂、万昌机器厂赵孝林、中国制钉厂钱祥标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领导下具体进行工厂内迁的资金商洽、组织动员、联络协调等事项。至此，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开始实施。8月13日，抵达上海附近海面的日本联合舰队开始向上海发起进攻，此后，上海要求迁移的工厂日益增多，原提案早请批准的56万元迁移补助费实在是杯水车薪。9月18日，资源委员会再次向行政院提交《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请求再迁天原、天利等化工厂和三北、公茂等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9月23日，行政院第330次会议决议，增拨迁移补助费52.6万元，增加低息贷款195万元[5]。但国民政府担心，“如均援例办理，不独财政上负担太重，且各厂竞争迁移而无安插办法，将来必产生不良影响。”[6]随即停止了拨款。据工矿调整处1939年的统计，在上海民营工厂的迁移过程中，国民政府实际补助的迁移费仅54.58145万元，仅占其允诺补助迁移费的一半左右[7]。11月12日，中国军队退出上海。11月底，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以及它们设在上海、镇江、汉口的办事处撤销。从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为止，共迁出民营工厂148家，工人2100多名，机件物资12400吨，从上海动用木船299艘，还有不少轮船[8-p18]，沿苏州河和长江逆水航运。整个内迁工厂的队伍浩浩荡荡，历尽千辛万苦，展现了爱国的厂家和员工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伟大场面。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此喻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上海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实施经济撤退，转移工业经济的重心，在中国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抗战。1937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对全国工矿事业负促进调整之责”[9]。11月12日，工矿调整委员设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该会在上海、镇江、青岛、杭州、武汉、南昌、重庆、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开始全面负责战区厂矿的内迁工作，沿海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特别是兵工厂陆续内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战争会旷日持久，寄希望于英美出面调停以便就地妥协，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认为武汉离前线甚远，比较安全，因此在拟定工厂内迁目的地时，明确规定：“迁移目的地为武昌”[10]。这样，当时由上海开始的沿海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此时，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日本最高决策当局在酝酿武汉战役时认为：武汉的陷落“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将引起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11-p79]武汉形势严峻，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已不是设厂复工安全之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初衷，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作为所谓“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并明确指令工矿调整委员会：“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将各厂继续内迁，以策后方生产之安全”。这就为在前阶段迁移中已经集中在武汉等地的内迁工厂提出了再迁移的任务，并指定了迁移的最终目的地。1938年6月29日，敌军已逼近马当防线，内迁武汉的工厂开始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同时，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当地的工厂，规定各类工厂不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武汉的工业远比上海落后，但内迁的范围却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武汉的工业几乎全被拆运或炸毁[12]。到9月底武汉失守前，除上海迁到武汉的148家民营工厂全部迁出外，武汉的民营工厂迁出168家。据统计，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时，内迁的民营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448家，闽浙两省自行内迁的191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12万吨[12]。同时，还有一批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例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资源委员会内迁的厂矿有18家[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