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于6月13日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讨会的第二次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我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8月11日，参加南开大学历史系召开的“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的发言题目是：“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开的两大特征”。漆侠教授、李根蟠研究员是评论人。他们都提出很好的意见。随后李根蟠同志还写出《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一篇大文章。文章对于说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是使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开的两大特征，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但对于说战国秦汉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十分繁荣的交换经济时代，说汉魏之际的变化是从商品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说战国秦汉的农民身分主要是自由民和一小部分奴隶，则保持不同意见。根蟠同志说：“依附关系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强化，确实是汉魏之际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这种变化的根源，早已埋藏在战国秦汉社会的土壤之中。本文打算从分析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形成原因入手，对汉魏之际社会变迁的性质发表一些不同于上述两种主张（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和封建地主经济的逆转或畸形发展）的看法。”这篇文章和我的《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一文，可能近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 概括的说，根蟠同志的意见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和封建范畴内的变化。”对于汉魏之际，自由民、奴隶向依附关系的转化，根蟠同志则于概括了唐长孺教授和我的话之后说：“在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是中国租佃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二是依附性佃农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注：引句皆见《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以下凡引根蟠同志的话，皆见此文。） 总之，根蟠同志认为，汉魏之际：依附关系是“发展”，自然经济是“强化”。发展、强化，都不是“转变”。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的变化。汉魏之际的人民身分的变化，也不是自由民和奴隶到依附关系的变化，而是战国秦汉佃农、附依性佃农已经存在；从战国秦汉依附性佃农走向魏晋南北朝的依附民，只是依附关系的“发展”而不是转变。 这样看来，对战国秦汉的社会经济如何认识上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战国秦汉时代社会经济的主导面、主导力量是自然经济？还是城市交换经济？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秦汉的农民是自由农民和一部分奴隶为主？还是依附性佃农为主？战国秦汉时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同时并存的，但重要的是谁是主导面；战国秦汉时期，自由小农、奴隶和依附佃农也是并存的，但重要的也是谁是主导面。 必须区分出谁是主导面，这个问题才有意义，才有重要的社会史意义。 二 先看看战国秦汉时期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问题。下面把双方不同的认识（主要是根蟠同志的认识和我的认识），扼要的摆出来。 对于战国秦汉的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根蟠同志是这样看的： 根蟠同志说，为了把“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和“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和封建制范畴内的变化”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的眼光不应停留在人口增长还是耗损，城市繁荣还是萧条、钱币通行还是废弃等现象上，还应该深入考察当时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及其变化”。 当时的基本经济单位是什么？ 根蟠同志说：“我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结合。” 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数量。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依照结合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根蟠同志把战国秦汉的地主，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田庄型”。他举出樊重的田庄。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一类型的田庄，多是以经营大田农业为主，“他虽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以致能够作到‘闭门成市’”。那些“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 另一类型是“货殖型”。他们“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根蟠同志举出《西京杂记》所载陈广汉资业。在他的田庄里生产多种产品，“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种类的繁多并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则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 根蟠同志又讲到《史记·货殖列传》里的商人地主。他说：“《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贷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管农业。……对这类货殖家，司马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基础和保障）来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