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三位先生主编，若干位学者参与写作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中、下）三册已经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因为本书的出版是在2000年，而是因为，无论就其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写作样式，本书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一、经济史学的方法论 本书分为农业篇、手工业篇、商品流通篇、土地分配篇、地主经济篇和农民经济篇共六篇。生产——流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很显然，本书主编对于全书的设计，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 采用何种理论或何种方式进行经济史的写作，学者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经济史学天生具有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的传统，所以，在写作上，就可能出现两种风格迥异的方式。此正如吴承明先生在全书的总序中指出：“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至文章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本书似也属于前者。其实，这并不是原则问题，两种类型的经济史并存大有好处，可收互补之效。”这一论述颇具启发意义，留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笔者意欲追问，两个系统的经济史著作究竟有何异同？为什么说这两种不同的写法并不是原则问题，而且可以互补？ 在一篇与此主题有关的论文中，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全面的阐述。除了世界观意义上方法论和求证与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外，经济学学派的各种方法成为他论述的重点。在吴承明先生看来，亚当·斯密采取的是抽象分析和现象描述两种方法，以后经济学的方法论即沿这两条途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了自己的抽象方法，用范畴进行分析，但并不废描述。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但总的是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可以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和社会学方法。（注：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作者还提及系统论方法，但因此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尚无成功之案例，故不予讨论。）各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有成功的案例，兹不赘言。就本书而言，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外，其他各种经济学方法都有所运用，只是运用的程度互有参差。尽管如此，在读者看来，本书仍然是“近于历史著作”，而不是“近于经济著作”。 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指导性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关前资本主义的研究相当缺乏，且不成系统。因此，当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时，就感到非常吃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整套范畴无法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史分析，只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等少数几个主题的研究算是例外。在大量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中，读者既看不到作者在运用抽象范畴进行分析时所展现的思辨魅力，又看不到各种流派的经济学方法的成功运用。因此，吴承明先生将此类著作称之为“近于历史著作”的经济史即是此意。 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过去时间里人类的所有活动。当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文化史、社会史、人口史、生态史、疾病史等专门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纯粹的历史学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与此同时，随着各种专门学科研究方法的日臻丰富且完善，历史学家不得不学习各种学科的专门方法并应用于历史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的方法仅仅剩下史料学的方法，其中包括搜集史料方法和对史料年代、内容、真伪之考证等具体的技艺。在我的理解中，吴承明先生所称“近于历史著作”，暗含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史料学方法。换言之，本书并不以经济学方法——甚至也不以（或无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的主要工具。 从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是两个可以互补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怎样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经济史都可以和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构成互补。这是因为，如上所说，在各种经济学学派的方法之外，还存在求证和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如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这一层面的方法论包括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等。历史史料学的方法只有建立在这一层面的方法论基础上，才可能与经济学方法构成互补，才可能撰就学术价值较大的经济史。 笔者拟就这一角度，逐篇讨论本书的成就与不足。由于全书篇幅甚巨，所以，本文的讨论不可能逐章逐节地进行。 二、经济史研究中的描述 本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大篇幅的经济现象的描述。在传统的评价话语中，“资料丰富”一词应是最恰当的概括。经济史学的研究者大都知道，对于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而言，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缺乏。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或根本没有记载，几乎到了无米可炊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搜集史料，加以排比，也就成为经济史学者从事研究的基本功。另外，对于其他一些问题，历史留给我们的记载有时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将所有的资料进行排比将使文章变得冗长不堪，无法阅读。为了更好地处理史料，进行描述，学者们总是需要构造一个合理的逻辑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