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生活

      [中图分类号]F7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3-0103-10

      “民以食为天”，食品消费状况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生活最直接的反映。比如，在国外研究消费水平时，普遍认可恩格尔定律，并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方法。所谓恩格尔定律，是指不同家庭随着收入的增加，花费在食物方面的费用所占的比重将要减少；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日常生活中用于购买食品的那部分支出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份额。因此，研究一个时期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对于了解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状况，来探讨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家庭的生活状态，从而为全面了解这一时期北京及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的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为绝对贫困型；在50%-59%之间者为勉强度日型（温饱型）：在40%-49%之间者为小康型；在30%-39%之间者为富裕型；在30%以下者为最富裕型。[1]按照这一标准，根据表1的计算，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应该属于温饱型，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此使用恩格尔系数还需要考虑这样两种因素：

      表1

      1956-1979年北京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单位：%）

      

      *　根据有关资料制成：(1)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价史料(1949-1988)》，北京市统计局1989年版，第30-31页。(2)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统计局编：《北京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3)北京市农调队：《北京市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1956-1986)》，北京市统计局1987年版，第26-31页。(4)北京市统计局编：《北京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1)食品支出是指满足正常需求的食品支出，而不是满足非正常需求的食品支出。1978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而恩格尔系数却一度上升（从表1可以看出，北京市也是如此），这主要是由于此前居民购买力低下，居民吃的需求不能充分实现，或者说居民吃的需求只能在正常水平以下压抑地实现。因此表现为居民食品支出在全部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较少，恩格尔系数较低。而在居民有了条件提高生活水平时，首先要使自己吃的需求在正常水平上实现，所以表现为居民食物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增加。这样便出现了恩格尔系数和居民消费水平同时提高的特例（如北京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1978、 1979年竟上升到60%以上）。

      (2)对于乡村居民家庭来说，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较低，计算食品支出和其他消费支出要进行货币转化。乡村居民的大部分食品往往是自产的或自给的，“农民自给性消费约占其全部消费额的60%左右”[2]，因此在计算这一时期的恩格尔系数时，首先要把有关项目转化成货币，而在转化过程中常常受到价格、数量精确度和遗漏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乡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很难计算准确。例如表1所示，北京市乡村居民家庭在1956年的恩格尔系数竟然是38.38%，并且在1956-1978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份中，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如果把这两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家庭实际的恩格尔系数应该比表1所列的要高；相对来说，表1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比乡村居民家庭的较为接近实际，因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则全部是靠货币收入来支付的”[2]。即便由表1来看，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也大都在55%以上。所以，就此可以断定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还算不上温饱型，而是处于一种勉强温饱的状态。

      由于“文革”时期北京的统计工作中断，无法计算这期间的恩格尔系数。但是，从有关资料及1978、 1979年的情况推断，北京居民家庭这期间的恩格尔系数不会与这两年的相差太大。据此由表1可以看出，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虽有起伏，但却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北京居民家庭在这期间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一直波动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

      二、北京城镇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结构大致如表2、表3和表4所示。食品消费支出在1956-1965年的10年间仅从125.64元增加到138.50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由于“文革”开始后统计工作中断，因此无法获得1966-1977年这一时期的统计资料，但是从有关文字资料来看，“文革”10年的情况与前10年是差不多的，不少年份甚至更差；相对来说，70年代以后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粮食、副食、其他食品、烟酒茶，这显然属于主食型消费，以粮食为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表明人们的食品消费主要是为了追求“吃饱”；而就营养结构来看，也极不合理，比如，在吃的粮食中，杂粮即粗粮占有相当的成分（根据表4的统计数字进行计算，粗粮一般占城镇居民所吃粮食的20%以上，多的时候高达43%）。这种粗粮作为食品，不像现在的北京居民是为了调换口味，而是在当时不得不用它来弥补细粮的不足。这可由1957年《北京日报》的两则报道来证实，“市人民委员会决定：鲜白薯由国家统一经营，供应给居民的白薯应顶替粮食”[3]；“全市已供应白薯1500万斤，可以节约粮食三百五十多万斤”，报道赞扬有关部门除“动员大家多吃白薯外，并改进做饭方法，用大米和白薯掺合起来蒸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