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著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著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近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是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欧，在鸦片战争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在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内，还保留有14世纪的中国丝绸。遥远的北欧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概见。在亚洲地区，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都达到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到达3000担（注：藤本实也：《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版。转见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4，1981年版。这只是有记录的勘合贸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盗贸易，至少要翻一番。）。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五百至六百担（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页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据菲律宾以后，开辟了一条生丝海上贸易的新途径。通过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国生丝开始远销美洲。每年运销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为3000至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至10000担。（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5。）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页75。有的记载为1400多人，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生丝开始大量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页16，页20，页27。）。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形势之下，开始发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八担上升到9920担（注：H.B.Morse，上引书，卷1，页46；卷4，页343。历年出口数字请参阅本文附表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据张仲礼的统计。参阅《学术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据海关统计。）。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3.5%的年增长率。 然而单凭这一项出口量的变动，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生丝贸易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过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几乎绝迹于美洲市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页112，页149，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则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书，卷12，页60，参阅严中平，上引文。）。中国的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只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白银流入中国，为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的销售颁发了几十道命令（注：以上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仍然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法国是一个以丝绸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给于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页402-404）。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83。）。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出口的生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