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3-0064-10 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13世纪，全盛于17世纪的郑氏海上帝国时期，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到19世纪中期，如同荷兰人被称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一样，较早进入远东贸易网络的荷兰人也誉称闽南人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是17世纪中国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注：L.Blusse,Tribute aan China,Chapter2,Otto Outgever,Amsterdam 1989;Minna-jen or Cosmopolitan?The rise of Cheng Chih-lung alias Nicolas Iquan,in E.B.Vermeer,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chien Province inthe 17th-19thCenturies,Leiden1990.）。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地区广阔，闽南地区既非中国最佳良港所在，亦无便捷交通往中国内陆地区，更无富庶广阔经济腹地可依托，何以16世纪中期以降闽南海商能一枝独秀，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达300年？本文拟分析闽南海商集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了解其崛起的主客观条件，探讨闽南海商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一、五代—宋元：闽南海商集团的崛起 闽南本为善于航海通商的古闽越人居地。闽越人为古越族一支，（注：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10-1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习于海上谋生，“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注：越王勾践语。袁康、吴平：《越绝书》卷8《外传》，湖南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23页。）。从西晋到五代，中原汉人数次南迁福建，成为福建主体居民，（注：从西晋到唐代，汉人南迁福建较大规模者3次：西晋永嘉时期“八王之乱”，中原“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大姓入闽；唐前期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兵众5600人及官佐等入闽镇守漳州，随同入闽者58姓。唐末黄巢之乱，王潮、王审之率府兵（光州固始县子弟兵）5000多人和官佐入闽，建闽国。参见朱维斡：《福建通史》（上），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6页，112-113页，149-150页。）闽人航海通商的传统，除地理因素使然外，可能也受闽越遗风影响，诚如唐代独孤及所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产货利，与巴蜀捋富”。（注：陈寿祺：《福建通志》（道光）卷62《学校》第1265页，同治年重刊本。） 南朝时，泉州可能已成为中国与南海交通的中转港（扬州与交州间）。（注：梁朝来华传经的西印度高僧真谛从南海到建康，途经梁安郡。据考证，梁安位于泉州。参见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唐中期以后，向为汉唐时代中国海贸中心的广州，其贸易已部分移到泉州，海商图其税轻，（注：Frederick Hirth and W.W.Rockhill,Chu Fan Chih（诸蕃志）:Chau Ju-kua,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P.18,Sant Peterburg1911.）躲避广州的重税和地方官员的盘剥。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穆罕默德四大门徒来华传教，大贤传于广州，二贤传于扬州，三贤四贤传于泉州，（注：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第165-16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点校本。）此条广为流传的史料未必可信，但泉州中唐以后海外交通有较大发展，成为“南海蕃舶常到”、“岛夷斯杂”之地，却是不争之实。故唐文宗颁令善待来华蕃商时，特指岭南、福建（泉州）与扬州蕃客。（注：诏文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大诏令集》卷10，太和三年；商务印书馆点校本。）当时的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注：转引自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第13页。）。 唐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由番商蕃舶来华进行，广州是主要贸易港，终唐一代，泉州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辅助港。唐代广州万商云集，蕃商与当地人杂居嫁娶，“多占田畴，广营地舍”（注：《新唐书》卷182《卢钧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末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据说殉难蕃商达12数万（注：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 五代时期，闽国统治者励精图治，发展海外贸易裕国，并将海外奇珍异物大量进贡中原政权，以便维持偏安局面，在五代十国战乱纷纷期间，保持福建32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奠定闽南海外贸易的发展。闽国先后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均奖励海外贸易，积极招徕蕃商。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三十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待郎”（注：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第1363-136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留从效扩泉州城时，“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被认为是元代访问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IbnBatuta提到的刺桐城(zaiton)的由来。黄巢起义军对广州蕃商的大屠杀，是五代时期蕃商、“蛮舶”大批前往泉州的重要原因，也造就闽南海外贸易发展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