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3-0012-07 清代以来，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长城不再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天然分界线，这就为长城外的开发创造了客观条件。内地往长城外的大规模移民、塞外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长城沿线地区城镇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伴随着长城外侧的开发，沿长城一线的许多城镇就开始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 一、长城沿线外侧城镇兴起的背景 1.长城外侧人口的增长是城镇兴起的前提 长城以外地区，“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1]（《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乙未）。自清初以来，就有内地民人越过长城，在塞外一带垦种土地，借以谋生。一方面，口外蒙古王公的田地和八旗官田需要佃给汉人耕种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北方各省灾害频仍，加上战乱以及畿铺大规模圈地，清初清政府实行口外招垦政策，于是大批破产的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农民大量涌向口外地区。康乾盛世以来，人口急剧增长，这就造成了内地人地关系的紧张，更促使移民流入到长城外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在荒歉年份，灾民无法生存，不得不外出觅食。康熙后期，在长城外耕种的内地农民越聚越多，此时仅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清圣祖实录》卷二五零，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从康熙朝到道光朝近二百年的时间内，尽管封禁令不断，但是大量流民依然出口垦荒，从事农耕，长城沿线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乾隆时，“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2]（《清仁宗实录》卷一六四，嘉庆十一年七月巳未），致使口外的察哈尔一带，“旷土闲田，所在皆是。雍正中始募民垦种坝内，以为农田，画井分区，村落棋布”[3]（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志》）。根据乾隆《口北三厅志》记载，时张家口同知属有旗户526户，民户5178户，铺户368户。[3]（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村窑户口志》） 道咸之后，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与口外放垦政策，更是推动北方人口向口外的迁移。以承德府为例，从康熙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农业人口为557404人，道光七年（1827年），农业人口已达783879人（表1），到清末宣统年间（1912年）人口为2824324人。[4](P270)乾隆四十六年到道光七年的人口年增长率为7.4%，而道光七年到宣统二年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5.2%，由此可见口外人口加速增长的过程。同样，长城中部的察哈尔和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移民过程与此类似。口外移民促进了长城地区的开发，也为长城沿线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人口。 表1 承德府人口变化统计 年代 乾隆四十六年 道光七年 （1781年） （1827年） 府县 户数 口数户数口数 承德府 8979 41496 16339 110171 滦平县 5230 106630 691445769 平泉州 29315 154308 20449 158055 丰宁县 20871 72079 22198 115973 建昌县 23730 99293 31996 163875 赤峰县 6324 22378 14999 112604 朝阳县 15356 61220 31751 77432 总计109805 557404254451 783879 资料来源：光绪《承德府志》卷23，田赋。 2.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对城镇出现的支撑作用 清代前期，内地农民开始越过长城，来到塞外垦荒种田。清政府也允许少量内地农民到长城外垦种，令春种冬归，并且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强化对民人管理。康熙十年以后，陆续有为数众多的关内民人迁移到此处，垦地种田，主要是向蒙古王公租地耕种。这样就造成牧场改为农田情形，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说：“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5]（《热河志》卷九二《物产一》）康熙年间，法国人张诚对塞外的农业发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出了张家口深入蒙古草原后，看到零星驻扎的蒙古人的帐篷，又看到一个中国流放者居住的小村庄，……住在此地的中国人已开垦了几小块土地。从这几块土地可以看出，这儿的山丘和平原是易于耕种的，而且很可能会高产。我们听说酷寒会妨碍粮食作物成熟，但经验证明结果正好相反。”[6] 早在康熙中期，清政府即已在蒙古适宜发展农业的敖汉诸部提倡耕垦，发展农业。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康熙皇帝曾谕示：“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及奈曼诸部田土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谷之地不可牧马，未曾耕垦者，今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奈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于蒙古者，与王、台吉等相商而行。”[7]（《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传》）因而敖汉有“是旗垦事最在先”之说，克什克腾部亦有“垦事最早”的记载，如此看来，自康熙起蒙古地区即已出现农业开发活动。雍正、乾隆朝，喀喇沁地区农业开始兴起，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以喀喇沁左旗和中旗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喀喇沁中旗已有汉族佃丁42924口，建有103个村屯。[8]（喀喇沁中旗《乾隆十三年土地清册》，载《锦热满蒙地调查报告》下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喀喇沁地区的农业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清政府将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塔子沟厅改为建昌县。行政区划的设立，表明该地方农业区的形成。到了道光年间，喀喇沁右旗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而导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阿勒庆阿奏喀喇沁王控商民不给抽分地铺银两》）的局面。这表明喀喇沁地区已经完全转化为农业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