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商业经济史上，最让人困惑同时也是最使人亢奋的现象，就是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与勃兴。徽州以一隅山地，历史上人口最多不过百余万，而至于国内“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引文中“新安”，为徽州古称。），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唯一可以与财力雄厚的晋商平分秋色、鼎足而立的商贾大帮。这种情形，即使放入各国商帮发展史中考察，也是一个特例。 关于徽州商帮崛起的动因，古往今来学者已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了受到广泛认同的一般性结论。如明代顾炎武认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卷二十。）；著名学者叶显恩则从人地矛盾激化这一推力源上说明了徽州人出外经商的必然性。据他考证，明初徽州人口数已近60万，人均耕地日趋萎缩，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仅2.2亩，清康熙年间为1.9亩，而明清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维持“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由此徽州本土则积蓄起日益强大的人口外向推力，最终迫使徽州人选择了外出经商的道路（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笔者亦分析过徽商崛起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并且将明清社会商业需求急骤扩张所产生的巨大外部“拉力”视为徽商崛起的诱致性动因。此外，国外学者斯波义信、宋汉理等及诸多国内学者亦对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但是，从动力源上考察徽商崛起的可能性，并不能说明徽商崛起的必然性及界定崛起的确定含义。要准确地对“徽商崛起”加以定位，至少需要两个坐标系：一个是纵向的，即由徽商自身的发展轨迹去把握崛起的基本内涵；另一个是横向的，即于某一时点上，某一时段内，徽商在实力和经营规模方面对其他商帮的超越。就前者而言，答案相当明确，入明以后，几乎每次改元，徽商在规模、数量、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上都有新的扩张，有关徽商活动的文献记载也成倍增加，其动力源主要在于本土“推力”与社会“拉力”的趋大化；就后者来说，经验事实及相关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虽确凿无疑，但“推拉”源动力则不足以说明其原因。以其时的两大商帮——徽商、晋商——关系论，社会商业需求增大所产生的“拉力”因素对两帮作用力是一致的，且明中期前晋商无论在实力、规模及既有的“势力范围”等诸方面远比徽商更占优势，而徽商却能在对手强大的竞争压力下迅速扩张、逆势崛起，短期内即与其“鼎足而立”并最终取得优势地位，成为国内第一商贾大帮，个中缘由，则须依赖于分析徽商崛起的内因——如徽商的商帮结构、文化底蕴、经营方式等，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基于此，本文即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对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作一些研究、分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徽商，并非指单个的徽州商人，而是指谓以徽州本土为联结纽带的庞大的商帮集团。 二 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构建起具有极强凝聚力的商帮网络结构，是徽商得以迅速扩张并在明代中期后成为宇内第一商帮的秘诀之一。 近年来，徽商的商帮网络问题已引起个别学者的高度关注，如日本新一代汉学家臼井佐知子在论及徽商建立商帮网络的必然性时认为：“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竞争日益剧烈，商人资本的大小、信息的灵通与否、雇佣商业伙计是否可靠，直接关系到竞争的成败……因此，商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注：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何小刚译），《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在封建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实现途径，因而明清时期大大小小的商帮都建立了或松散或紧密的商业网络，但网络内部凝聚力及由此决定的外部拓展力的大小，却取决于构建商帮网络基础的差异。与晋商为代表的、以地域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其他商帮网络有异，徽商商帮网络构建的基础有二，一为地缘纽带，二为宗族血缘纽带。 联结徽商的地缘纽带是极强有力的。如休宁金坤“遇同邑乞者，倾橐济之，且教为贾”（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5、72、67页。）；又如婺源人汪远元“尝持千金往赣州，遇旧居停孔某十余口，贫乏不能自存，元分五百金赠之而归”；再如婺源人李士葆“性慷慨赴义，芜湖建会馆，倡输千余金”（注：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5、72、67页。）。凡此事例，皆因地缘纽带作用力所致。一般而言，徽商地缘纽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同域（徽州府），二同邑（县），三同乡（村），层次越低，疑聚力越强。但对商帮发展作用力最大的却是同域、同邑地缘纽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成效卓著的组织形式——会馆。徽州会馆是徽商商帮网络的支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明清时期不仅全国主要商业大都市，如北京、临清、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南昌、泉州、广州等，无一遗漏（注：康熙《徽州府志·风俗》曾述其详细：“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即便在偏僻小镇，徽商亦建立会馆。徽州会馆既为所在地同邑坐商和途经同邑行商服务，也为外出徽州人（如赶考举子）提供食宿方便甚或资助，极有利于当地徽商开展商务活动和整个商帮势力的向外扩张，且极大地提高了徽州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学贯中西的胡适之先生，在他晚年的那篇不长的《口述自传》中（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仍数十次不无自豪地以“我们徽州人”开篇叙述，就是例证。由此可见，即使只论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凝聚力，徽州商帮也较其他地域性商帮更为强大。粗述其原因，笔者认为包括以下几点：(1)徽州域治范围有限，与晋商等大区域商帮相比，徽商构筑紧密型商帮网络的阻力更小，技术上可操作性更强；(2)地理更为封闭，文化、语言同一性更为突出，相互之间的认同基本上不存在障碍；(3)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建网”目的更为明确，网络布点更具前瞻性。因而，商帮发展的空间也就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