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文革结束后曾经经历过一个备受人们重视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后经济史热降温，一些学者的兴趣转移到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去，但到了新旧世纪之交，经济史坛又呈现出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一是人们探索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和中国经济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热情在增长，经济史研究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和新的生长点，研究在深入；二是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以后，一批重要的成果相继问世。 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 《中国经济史研究》99/2设有“经济史学方法论笔谈”专栏，刊登了199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世界史所等单位举办的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的4篇文章。吴承明《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他多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试图把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融为一炉，简要地论述了历史哲学、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假设、计量研究、新经济因素、制度、社会变迁、非经济因素、底层社会、总体史观、变化制约、思想发展规律、启蒙思潮等方面的问题。林甘泉论述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关系，主张《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赵德馨就《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李根蟠《从经济史研究谈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强调了研究中的“横通”与“直通”。 2000年10月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系、中国经济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这次会议主要也是讨论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与会学者就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和特点，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互动关系，引进与创新、理论与史料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史理论进行了评述，对经济史研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此外，与会学者还探讨了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微观经济分析与制度变迁，经济史教学改革与创新等问题。部分发言已在《南开经济研究》00/6刊登。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强调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也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三次反实证主义高潮进行了评述，反对史学研究中的模式法、决定论和预期论。高步德《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对“新经济史”作了肯定的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00/3发表的刘佛丁的《齐波拉经济史学思想评述》，也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在会议上，学者们对西方经济史理论的估价以及理论与实证关系等存在不同认识，读者可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00/1的会议综述。 关于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99/2也有两篇相关文章。一是黄宗智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作者介绍了他近十年来利用地方诉讼档案研究法制史的情况，指出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政府官方表述之间的背离。作者认为地方诉讼档案对经济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强调要跳出以近代西方经验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建立适用于中国经济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卫贺、王浣尘的《寻租理论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从寻租理论的角度介绍了西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并以此考察了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运行特点和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长期缓慢的原因。1999年和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织对一些知名经济史学者的访谈，其中不少是有关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如吴承明提出经济史“主要是研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效率”的观点（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99/1）。此外，有关文章还有：连英祺、杨宏伟／经济史中的技术与社会变迁／财经问题研究／00/11；唐艳艳／全要素分析法的范本——读赵德馨教授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5-1991》／社会科学动态00/12；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野／档案与史学00/5；蔡汕津／试论人类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波形路径／学术界／00/1。 古史分期与社会经济形态 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它在建国后十七年讨论最为热闹，经过文革时期的停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再起高潮，不久沉寂下来，而近年又出现了升温的迹象。1999年1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科联在天津共同举办了“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历史研究》00/2刊登该会议讨论的详细述评和“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后者包括：何兆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性时代；田昌五／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宁可／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冯尔康／从地主农民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张国刚／本土化：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晁福林／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沈长云／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天津古籍出版社）也刊登了“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短论5篇：刘泽华／社会形态与相关理论研讨会开幕词；冯承栢／弗兰克与兰德斯的论战和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张分田／劳动关系是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王利华／农业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李喜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理性思考。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袁林的《西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的“社会形态问题”专节，也谈到了社会形态和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散布于各个刊物中的相关文章还有：何顺果／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态》考辨／史学理论研究99/1；晁福林／说封建／社会科学战线／2000/2；王和／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认识周初变革——兼谈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史学月刊／2000/3；叶文宪／关于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思考／00/2等。在上述这些讨论和文章中，多数学者对把“五种生产方式”当作僵死的模式表示不满，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但对如何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却出现许多分歧。一些学者承认人类社会一般要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依次发展的阶段，只是这些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可参阅马克垚和何顺果等人文章）。另一些学者认为奴隶制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仍然是指导古史分期的基础。如晁福林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氏族封建制社会、宗法封建制社会和地主封建制社会。又有学者试图在传统“定势”中作些调整和修正。如刘泽华提出分层次把握社会形态，基础性社会关系形态仍应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来解释；关于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则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还有一些学者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摒弃五种生产方式，或试图撇开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另辟蹊径。如田昌五提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帝国时代的分期法，王家范则把中国历史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和帝国统一时代，袁林的著作、沈长云和王和的文章都提出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尖锐批评。讨论中，除了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有不同认识外，对“封建”这一概念以及封建社会形态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存在着争论，可参阅马克垚、朱凤翰、晁福林等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