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全国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有不同。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京师为中心，探讨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内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据，政策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 清代前期京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末挂幌者不在此数。”（注：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都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档，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就以会票形式拨兑银钱。“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注：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注：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北京盛行钱票。（注：“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不一，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是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注：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两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注：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同时，政府还收购私钱（注：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