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与经营

      海商，是指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粤闽沿海地区，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海上贸易繁荣兴旺。在海外诸国商人不断涌入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以粤闽海商为首的中国商人集团也不断远涉重洋，开拓海外贸易市场。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转型，海上私人贸易的兴旺发达，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与经营更为发展。粤闽商人集团在异国他乡，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发展贸易经营活动，为促进海外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进一步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对于粤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海外诸国的贸易政策

      明清时期，粤闽海商海外贸易发达，经营地域范围广阔。有谓：“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注：《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艺文》，台湾成文出版社1960年。）其“东西洋通贩诸国，西洋则交趾、占城、暹逻、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雾、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鸡笼、澹水。”（注：[清]黄叔：《台海使槎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重点贸易经营地区主要是在东南亚及日本等地。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不一，对中国粤闽海商的贸易经营活动的态度也各有差异。特别是一些国家，或有沦为西方殖民地，或有其政治经济命脉受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因而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粤闽海商的海外经营贸易活动，常常要适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的贸易政策。海外诸国的贸易政策大体可归纳为若干类型。

      其一是自由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政策下，中国粤闽海商在海外诸国，能够以相对自由的方式，进行贸易经营活动。而海外诸国或殖民政府也会根据当时的形势或需要，放宽对粤闽海商的限制，或给予各种政治经济上的优惠。

      如公元1783年的吉打，据载：“仅有一艘一年来一次的中国帆船为例，该船于缴付一笔定额税金之后，即可随意与居民互易通商。该船由中国运入大量的中国粗瓷器、薄铁锅，及许多别的货品，并由该地运出许多海珍，诸如燕子、鱼翅、燕窝、藤、锡、橡胶、龟甲、鹿皮及鹿筋、牛皮及牛角，以及许多粗制的商品。”（注：[英]巴素：《东南亚之华侨》，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第464页。）类似的自由贸易，一般行政干预较少，粤闽海商在经销商品、经销地点、经销对象方面都有较大的自由度。

      有些国家对粤闽海商盛情接待，由国王设宴欢迎。亚齐国，中国商船方到彼岸，“有把水了望报王，遣象来接。舶主随之入见，进果币于王，王为设食，贸易输税，号称公平。”因此，“此国辽远，至者得利倍于他国”。（注：[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有些国家还专门设立贸易市场，以方便粤闽海商开展贸易活动。十六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到达越南三邦的时候，交趾支那的国王准予华人在他的国土中，选择一便利处所，建一城镇，俾可举行市易，该城命名为会安，即今中圻的中央，该城镇计为两区——一属华人，一属日本人。各由一长官统治，该城贸易时期的揭幕，差不多和新年相符。……。在需时七日之久的商业交易期过后，外国人便装运货物载回日本国去。”（注：[英]巴素：《东南亚之华侨》，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第307页。）会安更发展成为越南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康熙三十四年，“盖会安各国客货码头，沿河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央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乾隆九年，“会安为交趾支那商业最繁荣之处，经营有六千左右华人居住，彼等均为巨商，于此成婚，并向国王缴税。”（注：陈荆和：《十七十八世纪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新亚学报》第3卷第1期。）粤闽海商在海外诸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下，贸易经营活动不断扩大，对东南亚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二是限制贸易政策。主要是海外诸国及西方殖民统治者，根据需要收紧贸易经营政策，对粤闽海商的贸易活动实行一些限制性措施，令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经营的发展，在活动范围及贸易规模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或有限制贸易地点。菲律宾地区，据载，“每年三月，大约三十到四十只帆船从中国开来，在马尼拉港抛锚，带来生丝、金银钱、绣花织物、瓷器、精美陶器、活家禽以及别的中国货物。这些货物装小船运到巴利昂（唐人街），在那里卖给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法律禁止顾客或中人直接到港口中国船上采购或贸易。”（注：[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1页。）

      或有限制贸易对象，公元1650年，清初顺治年间，荷兰殖民者曾与亚齐签约，同意让柔佛华侨到亚齐进行贸易，但却规定：除留居于巴达维亚城、马六甲、柔佛和北大年的华侨之外，其它来自中国的商船和华人都不允许直接航行至亚齐进行贸易。（注：Vivtor Pur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Kuala Lumper"Oxford University preess 1967,pp.31-32）这样令粤闽海商的贸易经营由直接贸易转化为中转贸易，其贸易规模的扩大势必受到更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