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沿革及实施地区 明清时期，政府对各地方人民一直实行两套登记制度。一套是以每块田地为单位，详加登记，文献中称之为“从田”，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籍”；另一套是以每户人家为单位，文献中称之为“从户”，我们可以称之为“户籍”。地籍中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登记境内各块田产的静态状况，包括业主姓名、面积、四至，并有绘图说明，正式名称是“鱼鳞图册”，不过各地也有略加变改的名称，据我看过的有“丈量图册”、“丈量清单”、“丈量草册”、“鱼鳞抄本”，可能都是定案以前的初稿。另一类是登记田产产权的转移，也就是田地买卖的记录，称“推收册”，出卖田地称为“推”，买进田产“收”。 以户为单位的户籍包括黄册、实征册、编审册，它们往往也有些异名，我见过的有编审红册、实征钱粮南米册、收税册、实征大册、地税册、实征对同册、税亩册。这两大系统登记制度之间的联系就是归户册。鱼鳞册中的每块田地分散个别登录，在编制归户册时便将同一业主名下的土地编列在一起，计算其总面积及应纳之总税额。有的大地主的田产很多，编列起来可以自成一册，是为单户归户册。地方政府再为每都每图境内所有人户合列，编制成归户总册。 地籍与户籍的功用与格式均不同。地籍是为了确定境内各类田土的总面积，也是为了确定每块田地的产权，所以也是产权登记。一旦发生田地买卖交易，产权转移，便登录在推收册上。户籍册主要是为了确定各户人家的纳税额。中国历史上主要是以土地税为主，故以地籍上登记之产权加总，调整其推收移转，以定税额。《明史》卷77，食货志说： “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陆世仪的《论鱼鳞图册》则明言两个登记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注：《皇朝经世文编》，卷29。）： “一曰黄册，以人户为田，以田为子，凡定徭役，征赋税则用之。一曰鱼鳞册，以田为母，以人户为子，凡分号数，稽四至，则用之。” 鱼鳞册是产权登记，如有涉及土地产权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及主管官署都是据鱼鳞册及推收册来断案判决，故土田之讼质焉。 以资料取得之先后，是先有地籍，再归户为黄册，故说“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中国历史上从汉代以来，曾举行过多次土地调查与登记，但详情未见记载，恐怕也没有鱼鳞册登录丈量之详尽。到目前，保留下来的鱼鳞册为数不少，可供吾人研究。 追查鱼鳞册的沿革，我们可以追溯到南宋绍兴年间的土地清丈工作。绍兴十二年(1142)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疏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州县之籍既因兵火焚失，往往令民自陈实数而籍之，良善畏法者尽实而供，狡猾豪强者百不供一，不均之弊，有不可胜言者。” 因而建议重丈农田经界。宋高宗然之，次年颁行天下。其法是以砧基簿为主（注：《玉海》卷176。）： “令官民户各据画图子，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且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丘段，详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 此法是由各业主自行丈量，依照官定格式绘成田形图，然后呈官，地方政府主管官员再检查与核对： “集田主及佃客逐丘计亩角押字，保正长于图四正押字，责结罪状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图覈实。” 若有业主隐漏不报，要受重罚，即“而今耒不上砧基簿者，皆及官”。事实上，各业主的田形图登上砧基簿后，被编上地号，便成为产权的法律根据，业主少有不呈报者。在土地买卖时仅凭私家地契，是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土地交易均以砧基簿之记录为凭。其办法是（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永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耒砧基簿者，并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鉴。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鉴，虽有契贴干照，并不理为交易。” 这就是明清的鱼鳞图册及推收簿的来源，基本要点相同。大约李椿年时期只是将各户呈报的田形图案总成册，前面没有总图。不久以后，地方主管官署在每册之前绘制一个整个辖区内田产总图，各丘田地鳞次栉比，才开始被称为鱼鳞图册。绍熙元年(1190)八月，朱熹在漳州晓示经界差甲头榜提到（注：《朱文公文集》，卷100。）： “打量纽算，置立土封椿，标界至，分方造帐，书鱼鳞图砧基簿。” 也就是砧基簿前加上一个田形总图。这是鱼鳞图名词首次出现。到了宋宁宗嘉定年间才不再使用砧基簿一词，统一称之为“鱼鳞图册”。元朝仍依南宋办法登记地籍，并向北方推广，江西、河南等省均行此制。据《余姚县志》卷22记载，在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州同知刘辉主持土地丈量工作： “乃躬履亩，鳞次图之，曰鱼鳞图。置流水簿，兜图之实。又为鼠尾册，定上中下三户，均其徭役，每田一丘，给民印署乌由一纸，令按由检田，即无由莫敢业田也。” 其“鼠尾册”即后来的归户册，“由”则是产权凭照，发给业主收存。 南宋及元代的砧基簿及鱼鳞图。因年代久远，我们今天看不到任何存留下来的实物。明清的鱼鳞图册，今天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中保存者不少，我本人在各处见到的即有二三十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