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67-08 一、政企关系：一个理解后发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现代化按其发生类型可分为两种：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源型。在早发型的英美现代化之初，私有产权制度和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已经形成，农业商品化颇有成效，社会分化程度较高，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自发地成长。与技术革命的到来相适应，民营企业作为工业化的主力军，缓慢地、自下而上地推动着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现代化（注：[美]布来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到来。在整个过程中，国家除了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外，很少干预经济。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民营企业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民营企业的成长是现代化的关键。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情况则大为不同。它们不具备英美等国的初始条件，无从指望现代化以自发的、内生的方式在这里成长。一般说来，它们面临如下障碍：传统社会结构极其顽固，社会分化程度底，现代经济成分难以成长；不少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政治动荡，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农村商品化程度低，市场发育缓慢；当现代化启动后，现代化的先行国凭借经济实力，迫使后发国家进入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格局，使之处于依附发展地位。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传导性又使得这些国家无法抗拒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潮流。于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一般都重视政府的作用，通过国家力量来取得超经济的发展，以赶超现代化。政府的介入使后发国家面临一个现代化的新课题：如何处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理想的状况是，在国家作用充分发挥的同时，民营企业也获得充分的发展。但后发国家的实践却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局面，在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国家的民营企业同时获得充分发展，对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政府作用的强化却往往导致官僚经济体系的过度膨胀，民营企业沦为附庸和牺牲品。政企关系的不同际遇相应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此，本文试图对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进行考察，希望从这个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在这一时期的得失成败有所说明。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民营企业呼唤强有力的政府 先讨论一下北洋政府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是必要的。这期间，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南京政府的使命所在。当代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33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在1894年，民营资本为723万元，占国内资本总额的8%，同期外国资本为5434万元，占61%，国营资本为2797万元，占31%，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民营资本都少得可怜。到1913年，民营资本发展为15499万元，增长21倍，占资本额的10%，国营资本为14888万元，增长不足6倍，占资本总额的10%。这期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民营资本的相对量变化不大，但绝对量却有惊人的增长，其势头已远远超过了国营资本。到1920年，民营资本增长到4298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8%，国营资本为27902万元，占11%，外国资本为236825万元，占70%。外国资本主要集中在铁路上，制造业中以本国资本占优势。（注：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2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据杜恂诚研究，从1923年到1927年，民营资本继续以一定规模发展，5年间共新设企业608家，创办资本额共约10322.7万元，新设企业数超过了一次大战5年间（1914-1918年）的数字，创办资本总额也接近那5年的水平。（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33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不过，民营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不能归功于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虽然倡导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却保持了满清集权政府的许多性质，依然具有对整个经济进行控制的倾向。只不过，这时期是中国政治衰败的顶峰，军阀割据形成了众多地方权力中心，它们集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于一体，足以和中央政府抗衡。北洋政府徒具中央政府之名，缺乏起码的全国性动员能力，根本无法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种状况使得它没有能力像满清政府那样对新兴经济成分实施控制，也使得“自强运动”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一度衰落，给民营资本腾出了一片发展空间。在沿海一些受军阀混战影响较小的通商口岸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凭借其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旺盛生命力，自发地发展起来。显然，这时期私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应主要归功于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北洋政府有所贡献的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的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 上述讨论并不是想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无需政府的干预，相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若干致命的障碍，它们是民营企业的自发演进所无法突破的，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才可能予以消除。首先，由于传统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国内市场发育缓慢，军阀割据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各地关卡重重，税目繁多，商品的流通受到极大阻碍。可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现代化的前提，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次，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协定关税税率为5%，实际不过3-4%，是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率。（注：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北洋政府承续了这一局面。外国商品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大举涌入中国，中国民营企业受到强大的竞争压力，一直处于发展的劣势。再有，民营企业的发展集中在以轻纺业为主的制造业中，在铁路、矿业、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方面很少投资。当时的国家资本在这方面的投资甚至比民营资本还少，有限的基础产业主要靠外国资本，而且大部分集中于铁路。如此脆弱的基础产业显然不利于民营资本乃至整个工业化的推进。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显然不能解决这些困境。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实际情况却未能如其所愿。 三、市场环境 南京政权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当局解决几个长期影响市场状况的因素，如低关税、厘金、币制混乱等。南京政府有所作为，但积极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其中可看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