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2-0055-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冲击下，东北亚地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该地区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毋庸讳言，东北亚地区近代国际贸易“是在炮口的威逼下”[1](P189)开始的，中日朝三国是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世界市场的，这一过程国内外已有诸多专论。但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近代国际贸易活动的最初格局的形成，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19世纪前期，与欧美喧闹繁忙的国际贸易状况相反，东北亚地区各国并没有出现多边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活动。中国清政府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与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设在广州，陆路则仅在恰克图与俄国保持着互市贸易，并受到严格控制。日本的德川幕府在1633-1641年间就先后5次发布“锁国令”，建立起严密的锁国体制。长崎是整个日本唯一的对外口岸，仅仅同中国、朝鲜和荷兰进行不经常的、附有严格条件的有限贸易，且由幕府完全垄断。到19世纪前期这种状况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朝鲜在这一时期同样是“紧闭门户”，除与中国保持着蕃属关系并偶尔与日本交换使臣外，同其它国家全无交往，被欧洲人称为“隐士之国”。[2]这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依据的仍是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威望不受任何损害为前提的传统“攘夷”公式，沉浸在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冷静与恐惧”之中，因袭着陈旧的锁国传统，保持着孤傲的封闭状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重新开通。不列颠帝国在印度殖民扩张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欧美列强对东北亚地区的野心，诸列强对仍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日朝三国虎视耽耽，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在这里开港通商，打开市场。据统计，1824-1853年间英、美、俄、法等列强到日本进行要求通商的各种“扣关”活动就达29次之多。[3](P94)世界近代贸易史表明，资本主义列强要想打开并占领殖民地市场，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生产能力和水平，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 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国战败被迫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五口通商，中国的大门被船坚炮利的英国率先打开。1854年3月美国以武力威逼，与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开放下田、箱馆两口岸，以长崎为唯一口岸的锁国体制被打破。随着中国和日本的被迫开埠通商，其它列强蜂拥而至，先后与中、日两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被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1858年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4](P348) 但是，东北亚地区诸国之间的近代国际贸易活动并没有随之同步出现。首先，中日朝三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其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大同小异。尽管中日两国被迫与欧美列强开始进行不平等的贸易，但其自身尚没有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愿望和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和朝鲜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关系尚未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朝之间还明确地保持着形式上的宗藩关系，这表明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与近代国家关系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彼此间不可能出现或建立起近代商贸关系。 其次，中国、日本被迫开国后，朝鲜大院君政府仍在顽强地抵抗着欧美列强的南北夹攻，并进一步强化“国禁”。1866年和1868年朝鲜先后粉碎了法国舰队和美国舰队的武装侵略，此后“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5](P279)的斥和碑被树立在朝鲜各地，以示其“攘夷锁国”的决心。由于处在东北亚地区中心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并与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门户紧闭的朝鲜必然成为该地区国际贸易活动的巨大障碍。 需要说明的是，地跨欧亚的沙皇俄国在东北亚地区扮演着既是欧洲列强，又是东北亚国家之一的双重角色。作为欧洲列强，沙俄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特别是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关系已多有专论，本文不再赘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亚地区国际版图发生重大变化。沙俄根据不平等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进入东北亚地区腹地。本文论及的只是俄国与中国、朝鲜、日本直接相邻的远东地区。 但是，1860年以后沙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由于受到其它列强、尤其是英国的牵制明显减弱。其远东地区除与中国进行有限的民间边境贸易之外，与其它东北亚国家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其远东地区既没有近代企业，因而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另一方面则是沙俄向新占领地区的移民和拓殖活动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以至于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远东地区没有专业的商船队。为了改变这一地区物资供应困难，加速移民和吸引外商，1862年沙俄将其远东太平洋所有港口辟为自由港。然而效果并不明显，1865年由于物资匮乏，沙俄在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驻军只剩下驻尼古拉耶夫斯克港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加上7名军官和732名士兵。派驻库页岛的俄军只能靠打猎、种菜补充给养，俄国船只甚至要到上海、香港或日本的港口去补给煤、粮。[6](P5-6)1868年俄国整个远东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额仅为90535海关两，仅为同时期中日贸易额的2.87%。俄日在1857年签订了《通商规则》，翌年又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后十余年双方围绕库页岛等领土问题纷争不断，直到1857年俄日签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之后，双边贸易才开始发展起来，1879年日本对俄出口额为49177日元，从俄国进口商品仅为10280日元，但仍不到同期日朝贸易额的8.7%[7]。因此，在80年代以前俄国远东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其它国家的贸易活动十分微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