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新即将来临之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中国经济史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围绕中国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创新，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近代中国微观经济分析与制度变迁分析，经济史教学改革与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诸多共识。 一、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创新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研讨会围绕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引进与创新、理论与史料等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史学著作和理论进行评述，另一些学者对经济史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 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 吴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认为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随后不断发展，完善。但从19世纪末起，西方形成三次反对实证主义的高潮。吴老对此主张(1)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具有艺术（教育）功能。但是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有选择的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用于实证，并有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2)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所以企望“极终的历史”是不可能的。(3)反对用模式法研究一般历史，并不赞成一切决定论、预期论的方法。尾高煌之助（日本法政大学比较经济发展研究所）认为经济史研究有四种不同的方法：即系统材料法；系统的经济史事件叙述法；与上述两种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源于理论流派法；介于二、三方法之间的历史经验分析叙述法。史瀚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马迪逊分校历史系）强调了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复述历史，而同时，经济史不能跟文化、经济、历史等分开。萧国亮教授认为经济史研究要有一种人文精神。首先要考虑到实证科学，即把分析性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通过对史料的考证予以证实；其次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既要保持今天的视野，也要有历史的视野，从而把历史的——诠释的科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取得对历史的合理解释；再次，批判的科学（即历史的辩证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要付诸行动，为“改变”经济世界开辟道路，使每个人获得更多的解放。 经济学与经济史的互动关系 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会上，高德步（中国人民大学）认为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作为历史学的经济史有很大区别。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史的经验验证；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经济史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进行描述和阐释，而其最根本的目的是对人类经济的未来进行预测。经济史学家的现实任务是努力实现经济史学范式的创新，并融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为现实经济发展作应有的贡献。陈自芳（浙江省委党校）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经济理论必须结合经济史揭示的经验性材料才能启发人们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加以应用。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应加强运用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注重根据研究目的和可能得到的史料更多地运用经济理论为工具来解释和分析经济事实，应注重从经济史中总结出特定规律，以对现有经济理论进行补充和创新。陈勇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史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统一的，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对具体研究中各种方法的引入及方法的创新作出了尝试：一、提出需供管演进假说；二、对需供管演进假说的支柱理论作出分析；三、以支柱理论为内圈，确定围绕着这个内圈的基本经济理论；四、使用统计和数学方法确定各基本要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次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引进与创新、理论与史料的关系 熊性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理论方法的创新要慎重。现在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很流行，但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深思，要看是否适合所要研究的问题，能否对因果关系作出解释。采用计量方法了也慎重行事，看是不是有足够的数据，其结果是否能够作出质的决定性。他强调要重视史料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否取得新的突破，最终取决于史料开发的程度。50年代出版了大量各行业史料选辑，对推动经济史研究起了很大作用。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中国经济史学界提出许多新观点，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心浮气燥、急功近利的情况，有的人只看重理论，轻视史料，这对经济史研究很不利。他还提出要向外国学者学习的问题。赵德馨（中南财经大学）指出，有些年青人热衷于引进外国理论，甚至不加分析、不加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外国理论不一定都适合中国情况。在中国革命年代，盲目搬用外国理论，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套用苏联模式，也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搞中国经济史研究也绝不能套用外国模式。扎扎实实地收集史料，钻研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慈鸿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认为讨论理论问题，基本点是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不必把问题复杂化。无论何种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而言，都可用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至于用哪一种方法，应因问题而异，不可固守其一，排斥其余。经济史研究的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因此要懂得历史背景，要有历史学知识，不应片面强调经济学方法，而忽视历史学。无论推出多少理论，也不能代替对历史上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主要是观点的创新，而不是引进外国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突破，仍然要依靠新史料和证据的提出。丁长清（南开大学经济所）也认为经济史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其关键不是什么新理论的引进，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张经济史理论方法的多元化，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都行，可因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不同情况而异，殊途同归。当前仍应提倡经济学与史学的结合，允许进行各种探索和尝试，包括建立一些分析的模式；但经济史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理论和模式的演绎。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前人和今人从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包括从外国引进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这些理论可以有鉴别地选用，作为研究的方法或指南，但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史研究；另一种是我们从当前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我们的研究不应停留在事实的叙述，而应提高到理论的层次。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但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回顾20世纪经济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它存在着“分”（学科细分、方法多元化）和“合”（不同学科、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和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向，“分”中有“合”，经济史研究要有“通”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