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商业文明关系的探索

      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粗看这个论题好像两者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儒家从孔、孟开始，都没有多少直接涉及商业问题。所谈及的义利关系，虽似与商业有关，但儒家是重义轻利，与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不大合拍。我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职业分途有仕、农、工、商，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当官是四民之首，而商人则居四民之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到近现代，工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当前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怎样看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的关系，应该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一

      先秦儒家孔、孟、荀是生活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当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发展。特别是商人的地位逐步上升。如郑国的商人和政府订了盟约：商人不背叛国家，政府也不干涉商人的经营。郑商的足迹，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可说是遍于黄河长江。像郑商弦高矫命犒秦师的故事，更显出商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

      春秋晚年还出现一些大商人。如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之陶，为朱公。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幣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就靠着子贡在经济上帮忙。我没有在文献中看到具体记载，但《论语》中有孔子对子贡从商的评论。这是和颜回连带说的：“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对这段话的解释，朱熹在《集注》中说：颜回不以贫动心而求富，故屡至于空匮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贫也。对子贡则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的解释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还有范氏曰：贫富在天，而子贡以货殖为心，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亿而矣，非穷理乐天者也。夫子尝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圣人之不言也如是。

      从程、朱等宋儒的注释看来，我认为朱熹的理解比较符合孔子原意。按照孔子的人生观，对颜回的安贫乐道是比较赞赏的，但又不能不承认子贡不相信命运，由于才识过人，做生意屡次得到成功，即对他既有批评也有钦佩的一面。其实子贡和各国之间的交际，能和诸侯们“分庭抗礼”；而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却到处碰壁，当时孔子确是带有复杂的心情，他不大主张从商，但又不能不承认大商人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宋儒，则多从重义轻利对从商加以贬义。

      孟子没有直接评论从商的个人，但从他与陈相对话批评许行时，却承认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的作用。他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孟子这段话虽是批评许行，但论据是认为社会上的人，与百工交易是不可避免，当然各行各业直接生产者不可能都到市场进行物物交换，因而市场中介即商人从事商业行为就不可避免的了，应该说孟子对此是加以认可的。（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荀子虽没有具体评论到哪个商人，但说到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况，可以见到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的作用，如说：“北海则有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则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根据这种情况，因而主张“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做到“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说明他对商业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中国古代虽是以农立国，但对农、工、商在社会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还是明确的。如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吕氏春秋·上农》）也有说：“工匠役工，以攻其财，商贾趣（促）市，以合其用，……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逸周书·大聚解》）这都是把农、工、商摆在平等的地位，对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认可其所起到的作用。

      二

      史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底下，刘邦需要与民休息，首先恢复农业生产。而商人则被视为“逐利之民”，由于有余钱屯积市场，使物价腾贵，因此“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