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1)02-0127-06 货币或货币政策是否中性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西方经济学界对此争论数百年，至今未果。马克思在他的宏篇巨著《资本论》中有过精辟论述，尽管《资本论》中并没有出现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中，有无货币非中性的提法，笔者无从考证，但至少有一点可肯定，早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中，就已隐含有这方面研究的萌芽。 中国的货币思想源远流长。自中国经济思想异常活跃并开始形成为经济理论的先秦时期算起，迄今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在18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中国的经济、货币思想足以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同一时期的经济、货币思想相比，愈是追溯到古代愈是如此。当然，中国的货币理论也同其它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样，要受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局限，烙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基本统一而又幅员广袤、物资富饶的大国。在当时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可以在其主要产品不通过交换，或在狭小范围内通过有限交换而得以维持。从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C、V、M三个组成部分看，C这一部分主要是生产者自造工具、农具，自备原料、肥料，自贮种籽和自育牲畜等；V及M的相当部分，均可以在直接生产成果中提取。因此，在社会总产品中，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并不占支配地位，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在使用价值，而不在价值上。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如果说货币是经济的大车轮，或者说货币对经济有实质性影响，这或许是差强人意的。但这并非说货币在当时毫无作用。相反，它在城乡商业、民间借贷、国家赋税、官员俸禄、政府奖励和救济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所谓“量资币”、“权轻重”、“通有无”、“振救民”、“分财布利”、“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等就是这层意思；另一方面，“交货通施，民事不给，物有所并也”，钱币流通交换有无，本应货通利畅，可有的人搞财货囤积，常使百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再则“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货币数量过多，直假货币充斥于市，扰乱经济秩序，使得社会不得安宁。这又从反面说明了货币的存在和作用。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呈现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是中国古代货币非中性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子母相权论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由春秋时代政治家单旗根据前人“作母以行其子”之说（注：《逸周书（卷十一）·大匡》。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和货币“轻重”之说（注：《史记·循史列传》。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等加以详细阐述和发挥而形成。 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拟铸大钱来代替在流通中的较小货币，其目的无非是借货币贬损掠夺人民资财。单旗对此表示反对，遂提出了他的子母相权理论。其论点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注：《国误·齐语下三》。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这一段议论至少包含有如下货币思想： 1.货币起源说。单旗认为货币的产生是由于发生了天灾，天灾引起饥荒，于是先王造出货币来救荒。单旗不了解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自然结晶，而将它的产生归之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这种起源说尽管原始，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2.货币职能说。“量资币，权轻重”是指用货币来权衡商品价格的低和高，这实际上是指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振救民”，即用货币来购买粮食救济穷人，这自然包含有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3.货币流通必须适应商品流通的思想。单旗认为，在商品流通中，如果人们感到原来的钱太轻，交易不便，则可以铸造分量重一点的钱。重钱按对轻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重钱为母，轻钱为子，这即所谓“母权子而行”；反之，如果人们感到原来的钱太重，交易不便，则可以铸造分量轻一点的钱。轻钱按对重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重钱为母，轻钱为子，这即所谓“子权母而行”。这里轻钱和重钱都是足值铸币。单旗“母权子”、“子权母”的论说表明，他对标准货币单位与一般物价水平之间或者说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之间必须互相适应的重要货币原理已有一定认识。 4.货币财富说。马克思说，货币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1页。），从单旗关于废除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使人民丧失其资财（“民失其资”）的结论中，可以窥见到单旗已有货币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意识，而与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把货币看成一种符号的思想完全相反。 5.反对实行通过货币贬损使“民失其资”的货币政策。单旗反对周景王“废轻而作重”，铸造不足值大钱的作法。因为它会使原有的货币持有者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民失其资”就会匮乏；人民匮乏，则难以向王室纳税，“王用将有所乏”；王室的财政收入不足，又要“厚取于民”；人民负担不起，只能逃亡。所以铸不足值大钱的政策是“离民”、“召灾”的政策，“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以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注：《国语·周语下》。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