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为市”释

      中图分类号：F12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1-0001-05

      “闭门为市”四字在魏晋南北朝正史中并不多见，但是魏晋南北朝史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却大都耳熟能详：“车服则光可以鉴，丰屋则群乌爰止……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盈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1]（《卷34·吴失》，P145-148）这是葛洪论及吴国灭亡原因时所说的话，充分反映了吴国统治时期长江中下游、特别是下游大土地所有制确立的情况，也反映了吴姓士族和大地主的强大实力。但对于庄园或田庄经济论者来说，意义决不止此。它还是庄园或田庄经济论的重要论据之一，资料价值极高。既然能够“闭门为市”，岂非充分显示出一个个庄园或田庄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的特征，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萎缩、自然经济统治地位的加强也就不言而喻了。其实，和两汉相比，三国时期荆扬两地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大有发展，至少是发展显著。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个田庄或庄园“闭门为市”的情况下还会这样？对此庄园经济论者置词甚少或没有置词，不敢妄加猜测。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经济是否占主导地位？应该怎样估价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题目太大，决非本文可以解决，本文虽难免涉及，但主要目标集中在如何理解这四个字上。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理解有异，决不是想否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格局。因为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管如何发达，都难冲破这一格局，除非是在新的社会形态即将取代封建制的前夜。

      “市”字古已有之，意思是交易或交易场所。前者指商品买卖，后者指市场。顾名思义，“闭门为市”并未否认商品交换，甚至也没有排除市场。关键是“门”怎么“闭”？“市”里买卖哪些商品？买卖怎么做？买卖双方是谁？既然“闭门为市”，又为什么“商贩千艘”？难道因其“田池布千里”，没有“商贩千艘”买卖便做不成？如果节外生枝的话，还可以问一问，它和“僮仆成军”有没有关系？

      不妨先从“市”里买卖什么说起。庄园经济论者认为东汉末年崔寔写的《四民月令》也是庄园经济的重要资料之一，而其中恰好有些商品买卖的记载可供参考：正月，“收白犬，可及肝血，可以合法药”；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收薪炭”，“（蒲熟时，多收蒲台）”；三月，“可粜黍，买布”；四月，“可籴及大麦，收弊絮”；五月，“粜大、小豆、胡麻,籴、大、小麦。收弊絮及布帛。日至后，可籴——曝乾，置罂中，密封塗之，则不生虫，至冬，可以养马”；六月，“可粜大豆，籴、小麦，收缣缚”；七月，“收柏实”，“可粜小、大豆，籴麦。收缣练”；八月，“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隆冬栗烈之寒”，“粜种麦，籴黍”；九月，“收积实”；十月，“卖缣、帛、弊絮，籴粟、大、小豆、麻子。收栝楼”；十一月，“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籴秔稻、粟、米、小豆、麻子”（注：本处引文均据1965年中华书局版石声汉校注本，下同。括号中引文则据《齐民要术》补。）。除十二月准备过年和正月忙于过年外，月月都有买进卖出活动，相当繁忙（注：《四民月令》中有关粮食买卖用专有名称“籴”、“粜”，其他物品用“买”、“卖”，都较易判明。该书中“收”字的基本意思是收获，但有时也含收购的意思，如“收白犬”、“收弊絮”之类。如十一月明确说“买白犬”，正月的“收白犬”也应是“买”，何况正月正是“合法药”的时候。）。商品都是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或农村土特产，无非是利用季节差价谋取利润。为牟利，哪怕是没用的破烂儿也不轻易丢弃。这里有些情况必须考虑。首先，《四民月令》讲的是黄河中下游，“闭门为市”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两地物产不一样，此时吴国依然是饭稻羹鱼，农作物没有北方那么多。其次，保留到今天的《四民月令》只是断章零品，其绝大部分出现在《齐民要术》中。幸亏贾思勰为说明农副产品生产和交换的重要性，为鼓励人们精耕细作和重视农副产品交换而摘录了这些断章零品。他是大农学家，对农林牧副渔的生产及产品交换兴趣极浓，而对其他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交换则兴趣不大，也没必要在《齐民要术》这本农业生产大全中出现，所以没有抄录下来。这样，交换的商品全不全就很难说。但不管怎样，说“闭门为市”的“市”中的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大概不会错。

      买卖是买卖双方的交易，缺一不能成交，这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常识。“闭门为市”中“市”的操纵者是大地主本人，这没有问题。另一方呢？《吴失篇》没交代，《四民月令》也未说及。如果也是地主，这个买卖基本上做不成。因为他们的商品大抵相近，又都有自己闭门的“市”，都想从中渔利，彼此便无利可图，这个“市”就没有意义。如果是庄园主，那就更不成。魏晋南北朝最典型的庄园之一是谢灵运的始宁山墅。这个庄园很大，什么都种，什么都养，什么都有。他在《山居赋》中说：“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商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供饮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或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所说的：“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既然“谢工商与衡牧”，最多买些盐便可，这个市场就无立足之地。如果是庄园劳动者，似乎也无可能，因为真的像谢灵运和颜之推所说，他们的一切似乎应由主人负责，庄园主也不会月月和他们交换，再从中渔利。不过，“田池布千里”却给人一些启示。这无疑是夸大之辞，不可能千里之内都是某个大地主的土地，且不说其间有大量编户齐民，单就名门大族而言，吴郡有顾陆朱张四姓，会稽郡有孔魏虞贺四姓，还有全氏，也是吴郡鼎鼎大名的大地主，此外还有外来的诸葛氏、张氏、周氏等等。“田池布千里”只是形容其地产很多，分布范围很广。

      吴姓士族和大地主的地产有相对集中或较为集中的，同时他们又拥有大量劳动人手，“僮仆成军”，其中有些是在“复客”、“赐客”的名义下取得的，他们对其拥有世代奴役的特权，于是他们便可以在相对集中的地产上建立起庄园或田庄，像《世说新语·尤悔篇》注引《八王故事》所说的陆机兄弟的华亭墅那样。但是他们的地产更多更大量的却是分散的，分布范围很广，和其他大地主及编户齐民的土地犬牙交错（注：这种情况在《四民月令》里也有隐隐约约的反映：“五月……麦既入……霖雨将降，储米、谷、薪、炭，以备道路陷淖不通。”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对普通百姓，至少是对穷困族人而言的，这些都是编户齐民，劝他们买进一点上述物品，美其名曰“储”而已。假如是地主，家里的米谷储备连雨季都对付不了，那是决无可能的。）。而在“成军”的僮仆中，更多更大量的是非法的。因为在复客赐客制下，除周瑜和程普二人有孙权特诏，其依附农民数量不受限制外，其他人的复客赐客都有具体数字。这当然难以满足他们的贪欲，于是就采取各种手段扩大。但封建政府有权查询其来源、数量，一旦查出违法行为要予以惩处。虽然《三国志·吴书》中没有名门大族因此而受惩处的记载，法令却确实如此。《世说新语·政事篇》说：“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曰：‘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逃，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乃得释。”这些被役使的官兵及逋逃显然是非法的。既然连封建政府的“官兵”他们也胆敢藏匿奴役，那么胁迫普通百姓就范就更不在话下。有些普通百姓为逃避繁重赋役或迫于淫威，乞求他们庇护，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是有代价的，须将自己一部分劳动所得无偿奉献给他们，听凭他们奴役，直至充当打手护院等。有关于此，《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有生动具体的记载。步骘和卫旌初到江东时，在大土豪焦征羌的势力范围内开荒种瓜，藉此为生。在焦征羌“人客”逼迫下，他们将自己种出的瓜奉送给焦征羌，焦征羌心安理得地享受，而步骘也认为理所应当：“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所宜也，当何所耻？”但《步骘传》也明确地表明，他们虽然无偿奉献其劳动所得，却并没有奉献自己的瓜地，他们仍然耕种着自己的瓜地，成了名义上的租佃农民。当然也有可能农民要将自己土地奉献给地主，才能求得庇护，但地主至少应保证他们终身使用其原先土地的权力。因为在封建时代，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为寻求庇护而先将自己剥夺一空，农民肯定难以听命。但不管怎样，寻求庇护者无偿奉献劳动所得是必然的，而且这样的奉献显然不是一次了结，应是年年如此，常常如此，否则便不会得到庇护，还可能受到迫害。这类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普遍，是这一时期租佃关系的主要形式[2]。总之，对于分散的土地和被迫投靠他们的非法依附民，采取租佃制模式无疑最合宜。吴国大地主大都拥有私人武装，像顾陆朱张和孔魏虞贺等那样“僮仆成军”。凭藉私人武装，又有封建政府作后盾，建立起一个个势力范围，并垄断该范围内的商业活动，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这才是“闭门为市”较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买卖的另一方主要是各自势力范围内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租佃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