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这基本上为学界所共识。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倾向，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宋学的“实学”倾向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不容忽视。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辩驳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栻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注：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的“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注：葛荣晋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第205页。）我以为，实学就是当时人强调的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不过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却也是在这时成气候的，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注：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以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立瞻丰广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注：《中日实学史研究》，第13页。）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注：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