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0)05-0073-06 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形成与内地交往的困难，近代云南与全国不同，其出现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并不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在1880年的中法战争之后。1883年的中法战争及之后中法两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云南的经济渗透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云南在自然与矿藏资源上的优势及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形势——即农矿业并行发展，锡矿逐渐取代昔日铜矿的地位并仍处于上升的发展势头——也必然成为其关注的对象。锡矿早在17世纪，尤其是西方工业化起步以后，就已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英国“锡产量的增加虽然无法与煤炭产量的增加相比，但在17世纪以后，这种增长仍然是显著的”。如1638年为120万镑，到1687年已达327万镑，发展速度为273%，“这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从英国进口锡”，可见锡矿资源对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云南的锡矿要进一步扩大出口量，提供现代化的交通手段显然至为关键，这当然也同时成为对其它资源进行开采掠夺的前提，正如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所言：“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由于各行省，（修建）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由此可见西方殖民者在云南建立现代交通条件的初衷，然这一举措也的确在客观上造成了云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机，并由此而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 美国现代化理论主创人之一罗兹曼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论题时就曾经讨论过关于何谓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可以“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化的程度”。由于现代化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所以在其发展进程中“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而这一对现代化内涵的简略归结，也清楚地标示出了工业化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种更为直接的表述方式是“所谓工业化，从总体上来说就是非生物动力工业替代生物动力工业的过程，也就是机器工业替代手工工业的过程”。而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这一现代运输手段的启用，显然就可以被视为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点了，因为它意味着由于铁路运力的诞生将突破人力和畜力的生理极限而在一种新的能级上把社会经济结构推向一个更高的运行水平，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云南地区在20世纪初出现这种在生产力手段上的跳跃式发展，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有如马敏所指出的：“正是‘西力东渐’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推动力和逻辑起点”。同时朱英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这种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与改革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晚清政府行为和体制出现新的转化；以及维新运动等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均成为这一事件发生的相关因素。也说明我们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起步的这一时间界定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条件和得以成立的理论依据，它与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正是这种由殖民侵略引发的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方式，使它具有了不同于常规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启动的特点： 首先，从早期工业化的动因来看，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商品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为稳固竞争中的霸权地位和实现进一步扩张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棉织品是国际市场销量最大而且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海外贸易的拓展也使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但要保持其优势地位，如何使产品质高价廉便成为竞争的关节点，这就促成了当时在纺织业的生产手段上寻求解决的基本动因。所以，西方早期工业化的萌发是源于一种内生的因素。而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则以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为直接动因，是由外生因素促成的。1880年以后，云南的交通阻滞显然是当时英法帝国主义者从东南亚通过云南地区对中国实施所谓“扬子江计划”的瓶颈，交通遂成为殖民者首要考虑解决的问题。随着《马关条约》签定给予日本投资办厂的权利之后，几经周折中法双方议修滇越铁路的计划也逐步趋于成熟，光绪27(1901)年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成立，即开始动工，1909年部分区段营运，1910年全线建成通车。这就贯通了云南通过越南直抵出海口最便捷的途径，由于运输时间的节约而导致空间距离的缩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洋货的倾销和原料的出口，仅短短几年进出口贸易额便成倍增长。马克思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趋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马克思接着又说：“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从初始动因来看，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促成了殖民地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机。 其次，从早期工业化发生的部门时序和其扩散能力来看，西方早期工业化的产生首先发生在前工业产业的部门之中，即工场手工业的棉纺业。棉纺机的使用使生产率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带动了净棉、梳棉、漂白、织布、染整等各道深加工工序也发生了由机器替代手工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并扩散到其他相关的部门和产业，使国民经济发展由此而跨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工业化的特点是它具有一种强扩散效应，即它是以纺织行业的轻工业生产的需求为导向而促发了对产前的农业、矿业，产中的相关行业和部门，产后的交通设施、运输手段、仓储保管、市场销售等的要求而形成一种连动的生产力性质的结构性转变，从而在整体上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确立。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它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正由于此，它也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本学者十时严周在描述日本早期工业化发生的部门时序时则又有所不同，他认为日本“工业化过渡的起始点当在江户时代幕府以及西南雄藩引进西洋军事工业时期。安政四年(1857)，幕府在长崎设立浦溶铁厂，随后我国最早的6马力蒸汽锤开始起动。它的马力虽小，却标志着使用蒸汽机并拥有一系列工业机械体系的正规工厂的出现。以此作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该工厂的工作母机能够生产出其它工作母机，而这些新机器又能在其他地方制造出新型号的工作母机。如此不断更新换代。它意味着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已植根于我国”。由此可以认为日本早期工业化的起步是从机械工业即重工业开始的，但如果它没有后期军转民用运行模式的调整，其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扩散的能级水平将比西方常规模式要低，因为它不仅缺乏来自市场最终需求的刺激，而且由于重工业所具有的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等特点，也将使其掉入后发展现代化国家（如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资本积累不足恶性循环的陷阱之中，从而在整体上延缓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云南早期工业化发生的部门却是以铁路运力作为起始点的，因为以蒸汽为动力的承载力的生产力性质的变革，对以陆路及人、畜力运输为条件的云南来说，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解放，而且冲破了长期以来运力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跃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能级水平，在短期内推动了工矿、农业和商业的大幅度增长。当然，以铁路运力作为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点，其部门扩散的能级水平将受到更大的限制，因为某一设定的运力能力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发生变更的，尤其云南在当时处于自给自足状况下其资本积累的极度有限，要想在短时期内增加投入就更难了。但尽管如此，铁路运力在当时的起用已对云南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