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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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工业和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意义和影响,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但涉及其与农村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注:有人在综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时指出:“二元经济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创见。近代中国亦属二元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研究其互动作用极为重要。但这些在我们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还一无所见”(郑起东:《中国近代经济史》,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0页)。另,本文所称的民族工业,是指私人资本企业,暂不包括官办企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尽管其道路坎坷,力量弱小,毕竟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变迁产生了一定的触动,在一些外资工业或外国商品未及或未能把持的领域,还起了相当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来自农村的产品需求和原料供给,也有助于民族工业拓展生存空间。在积极着手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城乡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今天,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以民族工业集中的长江三角洲为重点,择取几个主要行业考察论述,时段侧重以往研究薄弱的清末民初。

      一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追溯历史发展的源头,则可看到它的发祥和起步,始于船舶修造业。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崛起,在刺激外资船舶修造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发昌机器厂,原是1866年开设的一家手工锻铁作坊,设在虹口美商杜那普所办船厂近侧,并专为其打制船用零部件。1869年开始使用机床,并能自己制造小轮船。1890年拥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1台等多种机械设备,最多时工人300余名。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建昌的经营规模颇具代表性,自1875年至1895年,建昌的规模、设备、资金和人员已有较大扩展,但是业务对象始终是外商的船厂及航运公司,生产工艺一直停留在修理和加工零部件,“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4、89页。)。

      上海地处江南水网地带,通过河湖港汊与苏州等地交通,是开埠前上海港内地货物进出的主要通道。自广州一口通商禁令解除和内向封闭型经济格局分解,众多顺长江东下的商船不再奔赴苏州,径趋东海之滨的上海,同时在上海还聚集着大量“载客运货的小船和驳船”,它们都来自毗邻的长江三角洲乡村集镇(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555页。)。

      19世纪50年代,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在华活动范围,欧美商人就以上海为基础,将轮船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四周的内河水道,“置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1865年2月,结束国内战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准外轮驶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河。在沪外国商人反应激烈,称“这些小轮全都锚泊停航,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们是为内陆贸易而特制,完全不适合海运”,联名要求各国驻华使节出面干预。清政府对外国轮船深入内河深为顾忌,担心“若一处准行,处处皆援例而起,夺目前商船之生业,弛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是以屡议未允,即再续请,仍不便行”(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2、367页。)。时至1895年《马关条约》在规定增辟沙市、苏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时,准许外国船只“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1898年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又将范围扩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内河水道(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786页。)。

      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后本国商人兴办内河轮运的要求久被搁置。“苏、杭内地水道,若以小轮行驶,极为便捷。历年中外商人皆以厚利所在,多思禀准试办。只恐碍民船生路及税卡抽厘等情,辄格于时议,未蒙准行”。即便已经成船,也被迫中止(注:《申报》1882年7月8日、1890年4月25日。)。几艘行驶沪、苏间的内河小轮,多经清政府特许,其用途受到严格限制,“准行内河并带官物,不准带货搭客作贸易之事,以示与商船有别”(注:《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年版,第482页。)。1895年后对华商内河轮运业的束缚相应减轻,至1898年“通商省份所有内河,无论华、洋商均可行驶小轮船,藉以扩充商务,增加税厘”(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30,第15页。)。上海民族资本内河轮运公司的经营,突破原先的限制,扩大至商业领域的客货运输,并开辟了新的航线,渐次形成“内河小火轮船,上海为苏、松之归宿,镇江为苏、宁、清江之枢纽”的基本格局(注: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43。)。1902年由轮船招商局组建的招商内河轮船公司,拥有小轮7艘,拖船6条,先驶往苏、杭,后航线伸展至南浔、湖州、宜兴、溧阳、江阴,从苏州经无锡、常州至镇江,过长江抵扬州、清江,又从清江越宿迁至窑湾,溯淮河至正阳关,形成一覆盖长江三角洲和苏北大部的内河航运网,轮船也从最初的7艘增加到1911年的近30艘,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内河轮运企业(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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