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上的“革命”，都是指伴随主流学派或学术体系缺陷的发展而滋生的新流派或新学术思想体系产生、发展并逐渐取代原有主流学派或学术体系地位，从而学术发展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经济史”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过程正是这样一场理论革命。它已经导致了经济史研究领域、视野、方法与结论的革命性变化，其影响范围广泛，程度深刻，对传统经济史学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挑战。 一、“新经济史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路径 这场革命的主线是探索人类历史上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素与动力。围绕这一主线，这场革命分为逻辑上互相呼应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方法主要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第二阶段以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个阶段是历史生理学，主要方法是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产生阶段，也是以历史计量分析为主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新经济史革命”，直接地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不满和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在他们看来，当时美国经济史研究突出的问题是：1.资料有限；2.主要是定性分析，并对资料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归纳；3.强调史料考证与罗列，与经济理论脱节。对这种资料与加工资料方法的不满进而发展到对原有一些结论的怀疑。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解释，深信新经济史要以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他们希望以此为基础改写美国经济史。 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诺思开始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经济计量分析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史。他首先对1790-1860年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经验性研究。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关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1961年出版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家”改写美国经济史的开端。 1964年，福格尔发表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是“新经济史学家”提出并运用“反事实度量法”这一“新经济史”两大计量分析方法之一的代表作。在福格尔之前，美国经济史学界都认为铁路运输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福格尔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假设，没有经过验证，因而是可疑的。他指出，只有能证明采用铁路比采用其他方法所带来的增值额直接地或间接地占19世纪美国经济产出的大部分，才能认为铁路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要计算出铁路所带来的净收益，就要采用一种反事实模式，即假设——演绎模式，以推断出各种未发生的情况。他把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与假设没有铁路时国民收入水平加以比较，发现，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经济史学家夸大了。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最多只减少3%多一点，铁路并没有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铁路之外的方面去寻找。 如果说福格尔在1964年提出并运用了“反事实度量法”，那么，1968年，诺思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则提出并运用了历史计量分析的另一个主要方法，即“间接计量”分析。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的事实。为什么会提高呢？传统的解释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海洋运输使用轮船代替帆船的技术进步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而在1600-1850年间帆船并没有发生重大改进，所以传统的解释暴露了问题。诺思依据间接计量法，认为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虽然没有直接可比数字，但可以运用航运成本作为间接衡量航运生产率的指标，然后找出影响航运成本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在1600-1850年间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成本是下降的。诺思对每项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由于航运安全性加强和市场经济扩大等因素的作用使成本降低的结论。这样，诺思通过间接计量法，算出了缺乏直接可比数字的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解释了航运增长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诺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量化分析，因为他实际上考察了数字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即市场扩大，市场规则趋向完善，交易活动安全性提高等。既然“新经济史学家”意识到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发展史中的作用，他们必然要从历史中验证。因此，“新经济史革命”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以经济制度分析为主的阶段，也是这一“革命”的发展阶段。 运用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经济史首先是从对欧洲经济史的分析开始的。1970年，诺思与罗伯特合作发表“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1971年，两人合作发表“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如果说此前诺思意识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有作用，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则明确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 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产权运动”，“新经济史学家”借鉴其成果，以产权理论作为经济史制度分析的主要视角和方法，考察了美国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1973年，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将产权理论运用于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探索欧洲兴起的原因。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传统的对欧洲兴起原因的经济史解释是，以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为主要表现的工业革命。实际上，这种解释是不够深刻的。因为，这些因素和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和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换句话说，还必须探索这些因素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在欧洲首先发生的原因。诺思从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对900-1700年间西方世界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其原因在于欧洲首先出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出现，原因在于尼德兰和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