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1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6X(2001)03-0003-08 近几年来，“苏南模式”再次受到新闻界、理论界的关注。许多人的视线从苏南转向温州，理论界“扬温抑苏”的倾向比较明显。有人断言：“苏南模式”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结”[1]。关于“苏南模式”的讨论，需要坚持与运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模式”是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是对区域经济实践主要特征的一种概括。不同模式的比较与评价，是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了、综合实力是否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2]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均是比较有成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过去“扬苏抑温”，如今“扬温抑苏”，都是片面的观点。现就“苏南模式”讨论中涉及到的三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如何从农业经济快速转向工业经济 “苏南模式”是对无锡、苏州、常州地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与主要走向的一种概括。费孝通教授曾对苏南地区的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也就是说，苏南经济发展本身，是做“模式”；关于“苏南模式”的种种观点，则是写“模式”。做“模式”是实践过程，写“模式”是理论认识。说“苏南模式”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结”，究竟是指“模式”做错了，还是指“模式”写错了？从“历史终结论”者的观点来看，是指“模式”做错了。“历史终结论”的实质，是缺少历史观点。 关于“苏南模式”的讨论，不能坐而论道，而要从实际出发。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农民收入低下。198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的严重性及其测定公式，并提出了“外溢”的观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然要寻找出路，这和杯子里的水满了就会溢出去，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剩余劳动力往哪里去找出路呢？一条出路就是社队办企业。社队企业兴起以后，农村劳动力只进行单一的农业生产的布局便开始解体。”[3] 1984年，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这一概念的时候，面对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就是我指出的上述情况。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怎样把这样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我们研究这种发展模式时，不能忘记它们只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我们对这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4]“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都是农民从本地实际出发，自己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开辟生财之道、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种选择。 “苏南模式”是否历史的终结，关键是看“苏南模式”反映的历史是否终结。“苏南模式”究竟反映什么样的历史？它首先反映的是苏南地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历史，是我国农村地区率先启动与展开工业化的历史。20世纪70～80年代，苏南地区通过“乡镇企业化”，即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走上了农村工业化的特殊道路。“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西方古典工业化的道路，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农村不仅搞农业，也发展工业，这是出现在苏南地区的一种新生事物。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扬。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江苏乡镇企业时还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一项重大战略，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新华日报》1998年4月24日）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办工业是加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苏南模式”是中国人创造的一种新的工业化模式。费孝通教授曾对这一新模式作了具体的阐发与形象的比喻，他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5]不同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起始条件往往存在很大差别。在苏南地区，农业的原始积累主要以集体积累的形式存在，同时也存在于一些农村家庭。因此，以农业原始积累孕育的乡镇工业主要表现为乡镇集体企业，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家庭工业与私营企业。不少乡村还发动农民自带部分资金进厂，或者以较高的利率进行集资，这一方面弥补了农业公共积累与投资的不足，推动了乡镇工业初期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部分乡镇企业经营困难时群众挤兑集资款的隐患。在温州地区，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依靠农民个人头脑发展中介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有50%以上的农民从耕地上转移出来，其中从事工业的有33万人，从事商业和购销活动的有22万人，外出从事各种劳务活动的有28万人。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收益的积累过程，实现农村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特征。有人认为，正是这一特征最终导致民营经济空前的活跃，因而“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别及其导致的产权形式的差别，不是衡量区域经济生命力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