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领域。按区位划分，社区有城市社区、城郊结合部社区和农村社区。本文论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生成和发展的新变化和制约“瓶颈”，由于乡村工业的发展对农村社区改造演变的推动，已成为现代社区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力量，这里就乡镇工业发展与农村社区建设的互动作全面、系统和动态的考察。 一、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瓶颈” 1.主体错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是独立利益主体的存在。各主体依据市场，自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利益主体的独立性，也是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目标、乡镇企业目标和社区目标三位一体，政府不仅制定社区规划和准则，而且非规范性地直接介入乡镇企业的一切活动，政府拥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导致了其他主体动力不足，并产生了对政府的过分依赖，致使社区建设和乡镇企业发展部分非市场化。这一状况，事实上是受传统行政惯性的影响由政府充当其他主体的代表，其他主体变成了“机械人”。政府注入社区建设物质条件的有限性和决策的非理性化，与其他主体的欲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性，都有悖于市场规则和客观规律。 2.观念偏废。改革开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社区仍固守着传统农业经营方式，注重单纯的种植业，依靠资源求生存，向土地要财富，缺乏商品意识与市场观念；注重低效的粗放式经营，缺乏对科技农业的认识；注重对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纵向比较，忽视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全面理解。并且，重义轻利、重功轻真、重行政轻法理在人们观念上的烙印仍然很深。传统的农村社区是通过“义”而形成的，家庭、亲缘、宗教等是其基础，这样的社区忽视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协调。延续至今，真正社区的内涵被忽略，表面形式上的社区建设成了邀功行赏的工具，社区的共同文化难以形成。更为严重的是一味强调行政推动、强迫命令、“一刀切”等违背了法理精神。观念滞后，人变成了“非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产生的负面效应影响深远。 3.结构紊乱。社区是共生的，体现在“共”和“生”两字上，既要求社区内部结构合理及相对稳定，又要求社区能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促进结构的调整，以自我调整适应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最深层的影响，莫过于在社会成员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基础上，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而农村社区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由于农民职业分化与地域分化导致的农民阶层全面分化；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村经济组织多样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权力弱化；由对城市化的模糊认识造成的农村社区发展规划的盲目性，以及不顾农村社区自身资源优势片面发展城市科技产业的不合理产业结构，等等，针对这一切，无论从政策上还是制度上都没有形成协调行动的方案，最终出现的结果是社区建设的无偿性、本位主义、短期行为等，社区的组织成本居高不下，结构功能发挥欠缺，人也无法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社区的联系不稳定，变化无规律，更谈不上其发展能从有序渐进地走向新序。 4.冲突加剧。社区冲突是由于其内部或外部某些关系的难以协调而导致的矛盾激化和行为对抗。社区本质上是人的相互作用系统，它表现为一种密切的相互协作关系，即社区成员之间，社区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而正是这种依赖性成为社区冲突产生的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家庭独立的经营地位得到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对社区主要活动——生产活动的组织权却丧失了，分散的家庭与农村社区基层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弱化，凝聚力减弱；社区成员缺乏共同的价值和文化连接；社区成员间的信任感趋于下降；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地域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农村社区基层组织的控制功能；现行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导致基层政权责大权小，又没有树立起适应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需要的权威，难以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农村社区中一部分人在改革中依靠政策倾斜或利用政策模糊获利丰厚，在收入与消费上迅速超前，对中、低收入阶层不断传递着经济压力与社会心理压力，使中低收入阶层广泛存在着被剥夺感、失落感、危机感等，不满对立情绪开始滋长，并有转化为政治压力的苗头。农村社区各种非正式力量纷纷抬头，一些消失多年的宗教势力、邪教、会道门等腐朽、反动的东西纷纷出笼，引发各种冲突发生。这一切导致社区成员之间出现了疏离化、匿名化、孤独化、冷漠化的趋势，这与社区发展所需的依赖性之间严重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必然使人变成“封闭人”。 二、乡镇工业推动型农村社区的生成及功效 乡镇工业的兴起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推动成效有目共睹，人们在评说其作用时，往往忽视了其既现实又深层的对农村社区改造的功绩。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才有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正因为有了乡镇工业的相对集中，才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了便利、优美的环境。以经济为纽带的工农业的联系使农村社区建设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在沿海和发达地区，以乡镇工业为载体的农村社区已经开始形成，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既从事非农产业又经营农业是农民抵御风险的理性选择。农民要求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与农民依赖心强、抗风险能力弱的矛盾，农民传统的恋土情结，城市大工业的现代化过程不断排挤劳动力等等，这一切决定了农民必然以土地作为发展的道路，做为就业和生活的基本保障。乡镇工业做为桥梁很好地构建了农民选择的路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不失为当前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离土不离乡，不是长官意志，也不是农业自身发展的结果，这种转移建立在农民的比较利益基础之上，完全出于农民的自愿，所以社会效益十分明显。它打破了工业化对农民的隔绝，开始了农村社区工业化的进程，猛烈冲击了我国城市工业化与农村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状况下，实现收入增长和人的发展双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