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研究近来在经济学、区域战略、管理科学等领域备受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A）这一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形成亚太经济活力的一个支撑点；纵使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其客观上的依据仍然是以其区域经济为背景。而华人家族企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B）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华人企业在经济上与祖国的关系密切。（C）华人家族企业面临着转型。就目前的情形而言， 它们大都存在着管理落后、技术陈旧、决策失当、低生产效率等问题。（注：Yoshihara Kunio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30—131.Ch.3. pp42 —43。）如何建立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对华人家族企业在新世纪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挑战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切又都与“华人／家族”的表述范式有关，缺失对作为这一实践主体的文化确认和价值分析，企业管理便成了一系列公式、图解、数据、模具、条文等的抽象外壳；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更明白地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文化与管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它属于应用人类学“群体中人与人关系模式”的研究范畴。（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文化与管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由特殊人群组成方式所采取的具有文化依据的行为才是企业制度的核心。 一 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家族作为一种商业和企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运作单位，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注：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等著《资本主义论丛》，“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8页。）就经常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史上的一个范本。不过，中国的家族制度有所不同，这与其产生的根源有关。中国的“亲缘”与“地缘”算得上一对孪生子，姓氏与村落大约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核并以此为纽带的传承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村社”。连西方历史学家都承认村社制度起源于中国。（注：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等著《资本主义论丛》，“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8页。）然而，话说到此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封建国家制度原本系由“家族”为摹本的极致，即缘自于“家族”的封建帝制。“国家”之政治命名便是一个例证；只不过“国家”的边界已经彻底改变。中国的考古成就呈示了一个道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国家雏型与“家族／村落”息息相关。但也正是“中国的亲属关系纽带为政治上的等级制度阶层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中国的文明发展过程也就是政治上扩张和殖民开拓的过程。”（注：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3页。）“国”于是走到了“家”的另一面， 成了资本主义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家族／地缘并置形态中的发展阻碍。布罗代尔有这样一段表述： 科举给担任高官的机会，这实际上是社会机遇的再分配，也就是牌局中的重新发牌。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累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何况，财势大的家族通常招致嫌怨，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国家才能向农民收税，国家又严密监视各项商业和工矿企业。尽管商人和贪官在地方范围内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的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这里的极权主义没有贬意）。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仅在中国之外立足，例如南洋群岛，那里的中国商人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发展。（注：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等著《资本主义论丛》，“形形色色的交换”， 顾良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8页。） 从历史上看，华人的家族性商业和家族企业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恰恰成了近代中国“家族资本”类型演变的重要说明和范式表述。这既是对韦伯（Max Weber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公理”的支持，同时也是批判。（注：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典型宗法制性质，它能产生出对家族的一种独特的认同感。“中国的亲族制度、分散的继承财产和宗族信任——体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祖先崇拜，是一种聚敛财富、防止耗散的方法。”（注：Jennifer W.Cushman"Family and State:The Formation of a Sino-Thaitin-Mining Dynasty 1797—1932",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1,viii。）这种家族式认同反映在早期华人创业过程中， 事实上成为无价的财富。因为没有对家族认同所衍化出的忠诚、勤奋、信誉、节俭等品格，东南亚华人企业便不可能有今日的发展。勿庸置疑，东南亚华人文化以及聚现于家族企业中“家”的认同成份已经含有“合成”的性质，资本也拥有“合成性质”，却都不妨碍它成为“具有华人性（Chineseness）的家族式企业”的模型。（注：Yoshihara Kunio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30—131.Ch.3.pp42—43。）同理，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形态现在虽也多样化，最基本的还是家族式的经营管理形态。“尽管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普遍采取了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式，但实际上仍保留家族经营的方式。在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上，均带有较浓厚的亲缘和家族经营色彩。各个企业集团的核心领导层，无不由家族集团的成员和家族姻亲组成和控制。”（注：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如马来西亚的郭氏兄弟集团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他的企业，领导层则由郭鹤年、郭鹤举、郭鹤尧兄弟及其侄子郭孔丞、郭孔演、郭孔丰、郭孔盛等分任领导。云顶集团及所属企业，由林梧桐、林国泰、林其华父子分任主要领导职务。丰隆（马）企业集团由郭令灿、郭令海、郭令山、郭令成等兄弟分掌。新加坡李氏集团涉足于银行、房地产、橡胶出口等多种行业，最高决策权则在李成义、李成伟、李成智兄弟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