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无上级主管单位，遇事跑路子、找关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重要组成部分后，民营企业外部的发展环境较以往有了很显著的改善，民企在今天如何看待与处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企业在新的发展环境中一个新课题。 政府的服务还不到位 海淀区的一家私营企业，为改善经营环境，投资100 多万元进行了装饰装修，装修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得知公司所在的地区属于拆迁范围，100多万元的投资即将化为乌有， 在资金周转等方面使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崇文区的一家私营饭店，投资80万元装修后不久得知所在地也即将拆迁，投资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回收。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本市不少地区都有发生。政企之间因信息渠道不畅通给企业经营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记者就本文话题进行采访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认为，企业作为纳税人，为一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而政府在其职能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要为企业服务。但在目前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政府难以一下子从过去单纯的管理实现服务兼管理的转变，因此，作为企业必须适应国情。自身解决好三个问题，即经营必须适销对路，战略上要遵循市场需求原则；二要与银行解决好融资关系；三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一次企业家聚会中，对这三个问题的关系，不同的企业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小企业认为企业经营发展，首先要琢磨市场，企业发展有一定基础后会找银行，到做大了最后找政府支持。而中型企业在做项目或企业进一步发展时，首先会想到找银行寻求资金支持，其次才会开拓市场。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往往是一立项或刚上马，首先会寻求得政府的支持，在政府的支持下到银行贷款，最后找市场。大部分的企业家认为，中、小型企业由于出发点在市场，所以在经营中不显山不露水，作风比较踏实，往往胜算的较多。而一些大企业从一上马紧紧依托政府，批项目、搞贷款，万事俱备后却在市场上往往找不着北，许多大的投资失误多数都是这样造成的。 这些说法尽管未必完全正确，但它却反映了企业与政府关系之间的一些共性的东西。 因民营企业无上级主管单位，难以与政府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因而许多民营企业都觉得政府对民企缺乏足够的重视。民营企业对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上感到很困惑。认为多渠道广交朋友是目前较有效的办法。不少企业家都认为，尽管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但在各职能部门却难以落实到位。几位钢材行业的老板反映，三角债、诈骗，甚至抢劫严重影响金属材料行业的发展，但报案、立案后，往往音信皆无。有关部门没有一点答复，有的部门干脆以无警力、无经费为由推托，一起20万元的诈骗案，在整个办理过程中，企业往往还得额外再负担20万元，因而许多企业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出事之后往往一忍了之。执法不力还表现在许多即使赢了的官司也执行不了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部分素质相对偏低的工作人员认为，民营企业作为个人财产，被骗不值得大惊小怪。企业家认为这种执法不力的状况，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职能部门管理、服务不到位不仅仅表现在执法上，一家生产洗涤用品的企业，在按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逐步落实相关设置后，负责协调该企业的环保部门干部三番五次打电话与企业领导沟通，每次通话都让企业不知所云，给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非公经济是政策性经济 从我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说是政策性经济，因而民营经济从经营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方面都需要与政府搞好关系，从而得到政府更有力的扶持。这是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燕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他分析说，解放以后，也就是50年代我国私有经济比较充分，当时的工业生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70%，商品零售额占总额的80%，私有经济在当时占有相当的比重。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私有经济的比重逐渐降低，在政策因素的影响下，私有经济之后不断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到文革时期日渐严重，那一时期，北京市全市只有20家个体户，私有经济基本消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个体私营业主又开始慢慢出现，十二大之后逐渐向城市转移，1988年国家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开始注册；十三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提出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在这一时期尽管允许其作为补充部分存在，但因政策没有积极倡导，私有经济的发展仍徘徊不前，到1988年底北京市也只有8家私营企业。随着政策环境的逐渐宽松，1990 年北京市出现私营企业428家，1991年达到1400多家，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 北京私营企业达到4111家，私有经济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1997年十五大召开后，非公有经济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潮，1998年宪法修改后，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高呼发展的春天来临，以北京市工商联会员企业为例，1999年到2000年，2年之间冒出好多上亿元的企业申请入会， 这些企业基本上是1992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原来大部分都戴有红帽子，发展环境改善后，开始公开身份，可以说这一切与政策的导向作用是分不开的。 李燕平秘书长指出，十五大之后，各地都相继出台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条例和政策，各级政府开始为非公有制经济完善发展环境，1998年北京市第一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若干意见”出台；1999年召开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成立联系会议制度；2000年2 名私营企业老板当选为北京市劳模，都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