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5-0531-08 鲁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革新意识的思想家，他对旧中国意识形态腐朽、黑暗一面的认识在当时是无人可比的。鲁迅前期（这里，前后期的分界采用通常的说法，即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界）的立场基本上是人本主义的，他所持的武器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对人，具体来说，对人的生命持何种态度，是进步与反动的重要分界线。他说，人作为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生命，首先是“保存”，其次是“发展”。“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1]（第 131页）。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鲁迅强调：“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到他”[2]（第45页）。 鲁迅前期的思想主要就是以这种人道主义与进化论相结合的生命哲学为基础的。他的美学思想亦建构于此。关于他前期的生命哲学，学术界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20世纪也是先进的，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新世纪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在20世纪初投身文学活动时写了四篇重要的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四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尊重科学，尊重民主，“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1]（第37页）。这里，从美学角度言之，最重要的是他对精神、个性的重视。 鲁迅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固不必言，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扩展与提高不可忽视。人类对自然、对世界的认识远非过去可比，不惟科学家们“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芜秽”，就是普通人士，也观念一新。科学的高度发展可说刷新了整个时代。鲁迅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1]（第35页）。尽管如此，鲁迅认为，“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1]（第 35页）。这段话非常重要。在一片科学万能、科学全有的科学至上主义思潮中，鲁迅冷静地看到，科学并不能代替一切。“惟知识之崇”即唯科学主义，这有可能使人失去精神世界中的重要部分——美与善。科学主义是讲理性的，理性诚然是人心理文化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人的心理文化结构不只是理性，它还有情感，有意志。情感的地位剥夺了，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意志的地位剥夺了，人生就失去了活力。人生没有了情趣，没有了活力，又有何意义呢？科学本是有助于人生意义的，然而，走到这一步，科学也就趋于无有了。 正因为如此，鲁迅说： 故人群所当希冀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洛非罗(Raphaele)；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flyle)。凡此者，皆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1]（第35页）。 是的，人们需要科学家奈端、波尔、达尔文，需要哲学家康德，但是人们也需要诗人狭斯丕尔（莎士比亚）、画家洛非罗（拉菲尔）、音乐家培得诃芬（贝多芬）、历史学家嘉来勒（卡莱尔）。这里，鲁迅从“致人性于全”的高度将审美的需要作为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而特别提出来了。 鲁迅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对它并不迷信，他指出：“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1]（第46页）。为什么不以为有当呢？按鲁迅的看法，“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1]（第46页），那么，若为今立计，稽求以往，当如何呢？鲁迅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从数。人既发扬踔厉，则邦国亦以兴起”[1]（第46页）。这里，鲁迅提出两条：一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二是任个人而排众数。人们先看第一条。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就是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重视人内在的灵魂的陶冶。鲁迅认为，在物质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诸凡事物，无不质化，而灵明日以亏损，人的旨趣流于平庸，人唯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内面的精神则舍置不之一省。这样，物欲横流，重外轻内，取质遗神，使社会憔悴，进步以停。西方19世纪末叶的一些思想家如尼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大声疾呼，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志的。尼采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的尖锐批判，深得鲁迅的赞赏，认为“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 鲁迅弃医从文，很大程度上受尼采的影响。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的“电影事件”只不过是他弃医从文的一个契机，深层的原因，是他的“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思想。不是用别的手段而是用文学的手段去从事“张灵明”的工作，这固然与兴趣爱好有关，但未尝不包含有对审美的重视。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第417页）。 鲁迅对个性也是非常重视的。这个思想也来自尼采。尼采崇尚天才，崇尚个性，鼓吹超人，这自然有他特有的背景。而鲁迅的张扬个性，则处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与尼采不一样。鲁迅的崇尚个性，明显地具有反封建的意义。鲁迅说，“个人一语，传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鲁迅这话是在《文化偏至论》中说的，《文化偏至论》发表于1908年，此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然中国已处于大革命的前夕，鲁迅强调个人的价值，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对生命的扼杀，也是对民主平等的吁求。他认为；“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已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1]（第50页）。“社会之内，荡无高卑”这只有在尊重个性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