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来看，2000年关于中西美学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所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阔。概括来讲，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对中国美学史的关注更甚于对西方美学史。2.关于学科本身的性质、研究状况等的反思（整体的或部分的），成为一个相对的热点。3.无论是在中国美学领域还是西方美学方面，对现当代美学的关注更甚于对古典美学。下面将按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和比较美学的学科划分来分别概述之。 （一）中国美学史研究 1.现当代美学 2000年作为新旧世纪交替的一年，开始于世纪末的百年美学大反思热潮仍然持续。一方面，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中的一些美学思想、论著的分类、散论研究仍在继续，而且特别集中在对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现代美学奠基者的研究上；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思想文化特性的整体性审视和批判性总结。审美现代性问题，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吴予敏在《试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理路》提出，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被动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并与传统美学相割裂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的基本命题既不是单纯的认识论，也不是本体论，而是由美学所折射的实存问题：中国人是否能通过审美方式获得有价值的生存或精神拯救？如果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关心的是民族、国家、政体、文化的生存的审美现实问题，那么从王国维起，个体生命价值的审美现实则凸显出来。由此，从甲午至晚清的美学思想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两条理路：一是以审美形式求取族群、阶级、国家的生存发展，以重建文化精神的同一性，美学被赋予远超过其本来学术性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意义；二是以审美为个体精神的解放或解脱，发展出文化精神的多元互补形态。而由于近年来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致使前一路大张，终至参与构筑国家意识形态；而后一路则蛰潜，维系于心灵一隅（《文艺研究》2000.1）。 傅谨在《中国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中认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美学面临着三个重大的问题：(1)“美学”是什么？从美学学科的引进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美学”的内涵混乱不清，至今尚无明确界定的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作为历史地发展出来并有其内在的逻辑脉络的各种西方美学思想，却是共时性的涌入中国，并加之以意识形态的复杂影响，使得中国美学在其建构过程中，来不及梳理清楚西方美学变迁过程中的逻辑内涵，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各取所需以及“误读”的时常发生，使“美学”内涵的混乱势成必然。(2)近百年的中国美学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美学”。因为西方美学自被引进后，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美学家们视为“西方”的美学，而实际上一直是被看作“世界美学”。由此，中国美学史中的丰富而独特的美学思想，一直未能真正进入今人构筑的美学理论框架中。(3)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提出了作为审美文化的美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 王德胜在《美学：激情中的困顿》一文强调：第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术胸怀、“拿来主义”的理论态度，是20世纪中国美学践行自身“门户开放”策略的基本学术路线，也是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思维的基点。第二，理论上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既是坚定的学理精神，也是一种实质上的文化理想，植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演进之中，既规范了美学的理论建构，也强化着百年来中国美学家的学术和人生抱负，成为美学衡量自身也评判生活的最基本尺度。第三，在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要远远大于它在理论上对于中国美学的启发，而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恰恰是同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学术史角度来看，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转换其实有着某种理论自身所难以逃脱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并且特定地反照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命运（《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2.中国古典美学 近年来，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展现出强势发展。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对过去关注不够、研究不深的美学思想、流派的发掘、探讨，特别是对晚期古代思想家美学意义的阐发，如对朱熹、王阳明等美学思想的发掘；第二，对一些已被多有成说、广泛接受的思想、观点的重新阐述。许总、朱良志等撰写的《理学文化论纲》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宋明理学和中国宋代之后文学艺术理论关系的论著。在中国思想史上，理学具有十分突出的位置，自南宋之后，理学被确定为官方哲学，一直影响到清代后期。这种特殊的文化思想状况给文学艺术和美学带来了相当深刻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没有对理学角度的透视，就很难对宋代以来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切实判断。本书便是以思想史的自身发展为经，以宋明时代社会心理为纬，分析理学的性质和演变，说明其历史必然性，探究其与美学和文艺来联系的机制，对宋代以后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发展作了重新审视，并对形成中国近世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范畴体系作了新的考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道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主干之一。但长期以来，作为其分支的道教美学，则较受忽视，对此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潘显一在《审美：从美学判断到宗教判断》中，对道家美学到道教美学的转变过度环节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从先秦道家到葛洪神仙道教之间，其美学思想有一个宗教化的逐渐转化过程，汉代的《河上公章句》《想尔注》《太平经》的美学思想，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转化。在上述文献中，通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进一步确立了反“感性”的审美观，反具象的“道美”说和反“浮华”文艺论。认为“五色”、“五音”等“情欲之事”必须排斥在“道人”的视听之外，而专注于“道”、“一”的“太和”之美；由于“道”、“一”的感性特点是“夷、希、微”而“无形无状”，故“道美”不可能以感性具象体现；由此，道教美学思想反对“滋美之华辞”，视其为与“真道”相对立的“邪文”，认为必须驱除“浮华”的“邪文”，方能得“道之美”（《审美：从美学判断到宗教判断》，《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