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研究之所以会从80年代的巅峰时刻跌落至90年代的谷底状态，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研究者自身美学观念、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的严重滞后。如果要再作某种强调的话，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研究者美学视野的长期单一和封闭，造成了他们缺乏一种与世界接轨，与实践相结合的大胆创新的精神与魄力。因此我们认为，美学要想在21世纪的中国走出困境，重新焕发生命的光彩，就必须首先打破研究者旧的思维方式和美学理念，积极汲取新的营养，吸收新理论、新方法，站在世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和研究美学问题。从而在中西交流、中西融汇的平等对话关系中实现对传统的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超越和提升，否则，只是因循守旧，禁锢于一家之言（东方或西方），美学将永远无法摆脱萧瑟沉寂的尴尬的处境。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年来美学界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还在这方面作出了实质性的成绩。近期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薛永武先生的力作《西方美学论稿》就是一个例证。该书站在文化的新高度，从美学史的角度切入，通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从哲学、文化学、人才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出发，对西方美学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整合研究。其中体现出来的著作者个人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是颇具新意，极具创造性的。 首先，该书突破了旧的单纯按照历史学计时方法来组织各个历史时期美学理论的美学史写作模式，而是尝试着用美学自身发展规律来描述西方美学发展史的方法来探讨和研究美学问题。应当说，作者的这一美学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所谓美学史实际上就是指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史。尽管我们可以笼统地将美学史理解为一种对美学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和书写，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美学理论的一个部分。因此，就美学史的这一根本性质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学史的写作不应是简单按照历史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对美学理论进行罗列的编年史写作，而主要应是一种通过史的梳理来对美学自身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进行揭示和彰显的写作，它体现出来的是研究者对美学思想、美学问题、美学观念发生、发展、转化的历史过程的阐释和研究。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说真正达到了对“美学本身”进行研究的目的。《西方美学论稿》一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它没有沿袭传统的按照史学计时法将美学史分成几个历史时期来分别论述美学家及其美学理论的写作框架，而是以美学自身的发展脉络为依据，把西方美学提炼概括为几大块，并以此为基本构架，对内蕴丰厚的整个西方美学宝库作了一次精彩的探寻和总结。显然，这样做既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把握住西方美学理论演变的主要线索及内在规律，从而凸出了西方美学理论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形态，最终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我们说，这种全新的美学研究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次，该书所采用的跨学科交叉式的立体研究方法也是对传统单一的研究方法的一次冲击。著者在对西方美学作历时性分析的基础上，切入了中西比较的角度。注重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人才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出发，对西方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系统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运用心理美学分析了德谟克利特的灵感理论；从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揭示了亚里士多德中庸、模仿及净化说的文化内涵；从宗教学、文化学角度对宗教文化的超验美作了新的审视；从哲学及系统论的角度揭示了黑格尔理念论的多种含义及其在美学中的重要性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在总结自己多年来研究人才学的科研成果之后，大胆将其运用到美学研究当中去，对古希腊美学思想、康德美学思想等都作了新的诠释。这种新方法的运用将会对我国今后美学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全书除了运用全新的美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对西方美学作了多方面、全方位的系统的阐释外，还在具体的美学理论研究上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如运用哲学、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想国及模仿说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定位，从而对柏拉图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思考；再如坚持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对康德的美学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评价，得出了一个较之传统观点更为全面、也更为合理的结论，从而也使我们对康德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更加公允的认识等等。应当说，这些富有个性化的阐释和具有创造性的观点，不仅是作者长期独立思考、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而且更为可贵的是集中体现了作者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