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美学的无所事事已有些日子了。这一现象不仅正吞噬着人们对于美学研究的兴趣，也使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美学的学科形象，变得更为形迹可疑。美学究竟想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美学如何才能重新确立一个思想的“阿基米德点”？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思考。 通常认为，美学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直受困于“说不可说”这个话语陷阱而无法脱身。如同爱默生所说：“如果你有意地去寻找美，那美就离你而去；它仅仅是一个你从勤奋的窗户向外看时所看到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景致。”（注：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审美对象有一种神秘性作屏障，这使得美学思辨常常无功而返。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其实也就是一种“审美现象”，它同事物的物质实体性无关。这意味着“美”虽然是我们的感受对象，但却又不在体验之外。故而它不仅不能被我们抽象地谈论，甚至也很难正面地加以描述。英国学者阿·布洛克曾以音乐会为例子：请许多不同的专家一起参加一场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音乐会，他们中间有建筑师、音响师、物理学家和心理学者，在听完了演出之后请他们作出尽可能详细的描述。无论他们的工作多么认真而尽责，也还是会将最重要的东西即音乐本身给漏掉。因为“音乐是感觉，而不是声音”。（注：马里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8页。）它不仅看不见，甚至也“听”不到，它只是“借”旋律而存在的一种内在的生命运动。所以在谈到“美”时，诗人纪伯伦向读者发出如此呼吁：“请你们仔细地观察地暖春回、晨光熹微，你们必定会观察到美。请你们侧耳倾听鸟儿鸣啭、枝叶淅簌、小溪淙淙的流水，你们一定会听出美。请你们看看孩子的温顺、青年的活泼、壮年的气力、老人的智慧，你们一定会看到美。请歌颂那水仙花般的明眸，玫瑰花似的脸颊，罂栗花样的小嘴，那被歌颂而引以为荣的就是美。请赞扬身段像嫩枝般的柔软，颈项如象牙似的白皙，长发同夜色一样黑，那受赞扬而感到快乐的正是美”。（注：纪伯伦：《纪伯伦散文精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在这段文字里，诗人并没有就“美是什么”的问题直接发表意见，而只是通过指点我们“美在哪里”间接地就这个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说不可说”（即既“说”了又“没说”）的例子：说诗人“没说”是指其并没有直接针对美进行言说，说诗人其实还是“说”了是指，那番话不仅告诉了我们“美在哪里”，而且也使我们迂回地对“美是什么”的问题有了某种领悟。 但尽管如此，罗兰·巴特当年的这一见解在此依然适用：“美是无法解释的”，美“缄默不语，它拒绝任何直接谓语，只有像同语反复（一张完美的椭圆形的脸）或比喻式（美得像拉斐尔的圣母像，美得像宝石的梦等）那种谓语才是可能的”。（注：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所以对于美学，“说什么”的问题一直成为问题。进一步来看，一部美学史其实已表明，“美学始终是一个矛盾的、自我消解的工程，在提高审美对象的理论价值时，有可能抽空美学所具有的特殊性或不言而喻性”。（注：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美学的悖论在于：一方面，美学作为关于美的言说，必须化整体的神秘为局部的清晰，否则它就显得徒有其名；但另一方面，美学的此番承诺看来是无法兑现的，因为这种谈论是对美的去魅，故而在这种话语系统中美已不复存在：“被感受为美的那种现象不需要也不可能解释，不能被它与别的东西的逻辑联系所确定。”（注：弗兰克：《实在与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如何才能从这种境地里摆脱出来？英国当代美学家伊格尔顿提交的方案，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在他看来，美学从来不是名符其实的“审美”之学，而是以人类解放为主题、以社会乌托邦为参照的诗性政治学。他认为，现代美学发育于启蒙运动时期并非偶然，这意味着美学有其强烈的政治背景。也就是说，“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男人和女人突然领悟到画或诗的终极价值，美学才能在当代的知识承继中起着如此突出的作用”。总之，美学之所以一度能有重大影响，是由于“美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选择”。（注：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3页。）像这样干净利索地将美学与政治学一视同仁，这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可以再作争鸣，但承认美学的意义其实在“美”之外，在于揭示我们内在的生存困惑与生命追求，这并非无稽之谈。 回过头来看，一部美学史其实也是思想史的相关部分。在许多思想家那儿，他们所提出的审美观常常也就是他们的社会理想，各种美学主题也便是一些社会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比如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显现说”、叔本华－弗洛依德的“欲望解脱说”、席勒－马克思的“自由解放说”，以及尼采－福柯的“权力意志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解蔽说”等等。由此来看，如果将鲍姆加登对美学的命名视作对现代美学的正式洗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确正像伊格尔顿所说：“从鲍姆加登开始，美学有如一种最温和的主张，探究的是基本某种抽象的理性之上的生活世界”。（注：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398页。）不能以为这是美学家们在多管闲事，这只是由于我们的审美存在其实也是蕴含某种真理性的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生动体现，审美实践与社会实践一样都源自于人类生命的存在之根，体现着我们的生命理想。沿此思路而进，我们还能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美学其实从未真正属于过它自己。比如：美学曾是诗学的一种“别称”，以“艺术哲学”的名义当仁不让地进驻过艺术活动的地盘；美学曾经也同科学调过情，一厢情愿地渴望成为其最亲密的同盟军；而在其发生学源头，美学则是神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神学都是作为一种思想系统的美学之母，是繁殖、培育现代美学的胎盘。这一历史事实的深刻背景在于，“神学”在本质上乃是“人学”：人类通过编织各种关于神的故事来张扬人性，实现人性的催化与生成，人在通往神的过程中成为人。因为人性并非一个已经设置完毕的东西，而是一种以“不可能”为临界线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我们不能对费尔巴哈的“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本质”的说法表示认可，也会赞同荷尔德林的这一说法：“人一旦成其为人，也就是神；而他一旦成了神，他就是美的”。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超越的内在愿望与能力，这种愿望的不可扼止的终极性不仅具有一种神圣性，而且也拥有一种审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