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文研究的进展需要有思想的不断重构。在学术反思与文化辨析的意义上对“和谐论美学”作出某种知识论批判，这对于当代美学事业无疑大有裨益。因为在美学的知识构成中，渊源于毕达哥拉斯“数学宇宙论”的和谐美学观不仅历史最为悠久，而且其影响迄今犹在。众所周知，从“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谐调导致协调”这一发现里，毕达哥拉斯得出了“数是事物的本性”这样一个普遍性命题。但在史家们看来，最终仍是“由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音乐的概念才在整个希腊艺术理论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注：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比如柏拉图在其《蒂迈欧篇》里指出，“神创造并赐予我们视觉，是为了使我们能观察智力在天国的各种运行”。而通过学会认识这些运作，“我们就可以熟练地模仿神的完美无误的变化，并促使我们把自身错乱的运动纳入秩序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柏拉图进一步提出了声音和听觉“也是神基于同样的目的和意图而赋予我们的”这一见解，强调“全部音乐的作用也是为了和谐，缪斯们不是为了无目的的快感，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把心灵的不协调的运动纳入有秩序的轨道，使心灵自身和谐起来。为了同样的目的，缪斯们把节奏作为一种支援也赋予了我们”（注：吉尔伯特等：《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换言之，正是将“和谐”与我们的生命运动相联系，柏拉图把原本只是一种宇宙论的和谐说，改造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美学理论。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美是和谐这一概念，主要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原理”（注：吉尔伯特等：《美学史》，第172页。）。 概括地说来，这一美学观强调世界在神的终极关怀下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因为从词源学上看，“和谐”的概念与“协调”、“统一”含义相同，意味着一种“秩序”关系(Kosmos)，这种关系以对立面的最终握手言和为前提。这一思想在圣·奥古斯丁那里重新得到弘扬。在他看来，数所具有的这种本体论作用正体现了上帝作为绝对者的意义：“数始于一。数以其相等和相似而为美，数为秩序之组合”。数也就是精神上的至善，即拉丁文"Monas"（整一、统一性），因而“在转到观察地球和天空的时候理性注意到：在世界上美是悦目的；在美中形象是悦目的；在形象中量度是悦目的；在量度中数是悦目的”。而数的这种悦目归根到底又表现为形式方面的对称：“建筑物细部上的任何不必要的不对称都会令人厌恶。比如有一座房子，一扇门在边上，另一扇门在中央，却又不是在正中，我们一定不会满意”。总之，对称“其所以取悦于人是因为它是美的，而其所以美是因为它各部分是相等的，而且以一定的方式产生一种独特的和谐”（注：吉尔伯特等：《美学史》，第173-176页。）。可见在奥古斯丁这里，伴随着数学作为一种审美尺度的确立，事物的作为“和谐”的美被明确为一种形式关系上的比例的“对称”。就像但丁在其《神曲》里所说：“无论什么事物相互间／皆遵循着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使宇宙和上帝相似的形式”。所以著名波兰美学史家塔塔科维兹在其《古代美学》一书里作出总结时写道：如同“模仿的概念体现了古人对艺术的理解，而净化的概念则代表了他们关于美与艺术的作用的思想”，正是“对称的概念体现了古人对美的理解”（注：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第438页。）。所以一言以蔽之：所谓“和谐美学”也就是“对称美学”。惟其如此，当其他关于美的旧学新说纷纷偃旗息鼓，这种以对称说为轴心的和谐论美学却由于得到诸多科学大师们的强有力支持，而迄今仍拥有一份活力。 许多科学史家在回望20世纪的科学景观时都曾指出，以美感作为自己研究活动中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这方面的材料不胜枚举。比如我们不仅得知，著名科学家薛定锷一直热衷于从数学方面入手，来“试图找到一种描述原子事件的美的理论”；而且也知道其研究伙伴狄拉克曾明确表示过：“对数学美的鉴赏支配了我们的全部工作。这种鉴赏对于我们是一种来自如下信念的举动：描述自然的基本规律的方程必须包含伟大的数学美，它对于我们就像宗教，这可以被看作我们大部分成功的基础”（注：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33页。）。卢瑟福甚至“坚决主张，不妨把科学发现的过程看作是艺术活动的一种形式”。著名学者库恩也曾指出，在天文学领域引发出一场革命的“哥白尼的论证，不是诉诸从事实际观测的天文学家的功利方面的判断力，而是诉诸他的审美判断力并且仅仅诉诸其审美判断力”（注：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当然，最为人们所称道且最具权威性的，莫过于爱因斯坦与其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理论有最高程度的审美价值，每一个爱美的人都必定希望它是真的”，物理学家洛仑兹的此番看法同狄拉克的如下见解可谓如出一辙：“我认为，正是这一理论的本质上的美是人们相信这一理论的真正原因”（注：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汉斯·A·爱因斯坦甚至表示，他的这位伟大父亲与其说是一位物理学家，不如讲更像是一位艺术家，因为他“对于一个好的理论或者一项好的工作的最高赞赏，不是它是正确的或者它是精确的，而是它是美的”（注：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比如有史料证明，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之所以对以海森堡为代表的量子理论不以为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依赖的“矩阵力学”显得“令人生厌与丑陋”。但事实上即使是海森堡在其工作中同样也受到美感的诱惑。他不仅解释过，让他对自己所发现的量子理论抱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量子力学具有数学上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而且他在与爱因斯坦交换看法时也曾毫不含糊地表示过：“当自然把我们引向具有极大的简洁性和美的数学形式时，我们不禁要想到它们是‘真的’”（注：钱德拉塞卡：《真与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77页。）。 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开始备受关注，对“科学研究中的美学动机”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虽说不同的意见也一直不绝于耳，但有一点无可置疑：在科学大师们的语境里，“美”的概念主要是指以对称性为核心的“和谐”。比如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麦克斯韦曾明确表示：“我总是把数学看成是获得事物的最佳形态和维度的方法；这不仅是指最实用的和最经济的，更主要是指和谐的和最美的”。科学史家们早已公认，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之所以优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理论的数学描述中所显示出来的平衡和对称”（注：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爱因斯坦虽然以其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的绝对和不变的时空观，但仍然承认：“最后的结论尚未达到。愿牛顿方法的精神给我们力量去恢复物理实在和牛顿教导的最深刻的特性——严格因果性之间的和谐”（注：麦卡里斯特：《美与科学革命》，第240页。）。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量与能量等价，时间与空间联姻。科学史家们也由于“爱因斯坦理论的理性基础是对对称性的威力的深刻理解”而认为：“是爱因斯坦使对称性得以成为现代物理学的明星”（注：A·热：《可怕的对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0页。）。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彭加莱在提出“若是自然不美，知识就不值得去追求”这一著名主张后，曾毫不含糊地表示：“我指的是根源于自然各部分的和谐秩序、纯理智能够把握的内在美”（注：钱德拉塞卡：《真与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显然，美、和谐、对称这三大概念在此呈现出一种“语义回环”：所谓“美”也就是“和谐”，和谐也就是“对称”。所以，生于中国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A·热曾在其所著的《可怕的对称》里总结说：“当观察者是物理学家时，美意味着对称”。正如他所指出的：“自然在她的定律中向物理学家展示的美主要是一种设计美。因强调对称，这种美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想到了古典建筑”。而古希腊人之所以认为一个圆比一个正方形和一个矩形更美，无非也是由于“圆具有更高的对称性”（注：A·热：《可怕的对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