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第40卷和2000之间的数字巧合多少有点人为的因素（注：每一节的小标题是译者加的。——译者） 在千年纪元到来之际，《英国美学杂志》刚好推出它的第40卷，进入它的不惑之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时机，透过刊物的视野，借几页序言的篇幅，对近半个世纪的美学及其前景做些许概括性的反思。严格说来，本刊的40周岁要到2000年秋季号才满，因为1960年秋天我们的第1期才面世。但是这些周而复始的数字有一种诱惑，鼓动我们将第40卷的首期与新千年的开始重合在一起，其真实理由不过是希望引起特别的注意。（注：事实上，只是第1卷有一点特别，它包括了1960年秋季（11月）惟一的1期和1961年其余的3期。而如果让第1卷只是1960年的1期，第2卷包括1961年各期，我们现在就开始第41卷，那么让40卷与2000年吻合的做法将不可能实现。更何况还有许多人认为要到2001年1月才进入新的千年。所以最好还是对这些数字不那么认真。） 自我反省对于《英国美学杂志》可说是极其罕见的事。它几乎从没有社论，此前也仅出过两期专刊：1985年的一期（第25卷，第2期）是为了向其创刊人H.奥斯本(Harold Osborne)主编的80大寿致贺；1994年的另一期（第34卷，第1期）则是一本关于再现问题的论文集。主编的声音在杂志上几乎是听不到的，起码不会以对杂志的内容发表评论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奥斯本任主编的1977年那一卷，共发表了他的不少于4篇论文和5个书评，但这类的编者按却很少见。这就是说，《英国美学杂志》的特点从一开始就在于，其主编对于内容的影响，或者说主编所具有的自主权，主要只是表现在对稿件的选择上。杂志从未有过编委会，只有一个编务协调委员会，以及一个联络着各位必不可少的匿名评审人的主持人。当然主编需要对英国美学学会负责，学会拥有刊物并决定其主要的编辑方针，但对主编最大的约束不是一个监事会或学者群，而是首任主编为杂志建立起来的品格。H.奥斯本编辑、经营这本刊物达18年，他锻造了刊物的基本品格，并从那时起始终让读者对它保持了某种大体固定的认识。而我接下来将对这些品格做一番回顾。 作为第40卷卷首，这一以“英国美学”为题的专号刻画了联合王国的美学家们在新世纪之初的工作的一些特点。作为专号它专就专在这里涉及的作者是以地理边界来圈定的，而《英国美学杂志》从未，人们也希望它永远不把自己限定为一本仅仅有关英国美学的杂志。奥斯本的世界性联系以及他世界主义的兴趣决定了杂志明显的国际性品质，而且它永远为其能吸引全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感到骄傲。当然它毕竟是植根于英国的，与英国美学学会相关联，希望在英国培育这个学科，同时主要向英国读者介绍世界上此学科的发展。新千年伊始，英国美学的状况可以说是空前地好：这个学科在英国各大学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原创性的研究已经在学术界（甚至学界以外）各个层面不断增多的美学家之间进行着。下面我要评论到的论文不过是从他们当前工作中遴选出的很少一点儿样品。 一、奥斯本在怎样的美学氛围中创办了《英国美学杂志》？ 40年前的情况也许没有多少不同。美学还处于构建自身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英国，它要辟出一片能适于分析哲学家耕耘的土地。在英语世界，分析哲学家才是主流。由于美学比较晚地面对语言分析“革命”（30年代它就已经在其它领域发生了），所以它在新的一代哲学家眼里曾是一个可能轻取的目标。不难在那时的分析哲学家的美学论文中发现他们对这个领域里的“晦暗”、“模糊”进行的嘲弄。也许这正是那些绝无废话的分析哲学家履行清除“混乱”，并因而建立起个人声誉的使命的一部分。 反映这种态度的最佳著作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论文集：《美学和语言》，由W.埃尔顿(William Elton)主编，1954年在英国出版。集中论文的作者个个知名，如G.赖尔(Gilbert Ryle)、鲍乌斯玛(O.K.Bouwsma)、J.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A.伊森伯格(Arnold Isenberg)、S.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和P.齐夫(Paul Ziff)；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像北美、澳大利亚和英国；这些论文也曾于四、五十年代发表在一些很有声望的杂志上，比如《心》(Mind)、《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和《哲学季刊》(Philosophical Quarterly)。主编对文集的使命非常执着，它要“为美学上的混乱做诊断并且清除它们，而这些混乱从根本上说是语言上的”；还要“为哲学家及其学生们提供一定数量的范本，以供其做美学分析时参照”。（注：W.埃尔顿(William Elton)主编：《美学和语言》（牛津，Basil Blackwell，1954年），第1页。）文集中有不少锋芒是针对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或其它被认作“形而上学”的思考，文章说那些“晦涩的隐语”、“综合性的陷阱”、“本质主义的偏见”、“令人迷惑的比附”（比如美学术语和道德术语之间的）或者先验论都将导致各种“不可论证或非经验的”理论产生。 语言分析哲学家对美学的建议是直截了当的：对流行的东西逐一分析，不要企图整个地概括艺术的特征，关注具体的事例，不要企图解释概念的“逻辑构造”，注意批评使用的评语和判断的变化。这些简洁的指示今天看来是浅显、平实的，而在40年代、50年代却很新奇，并且对那时英语世界美学写作风格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60年代这种新式写作甚至还有过不少范本，多数是从美国舶来的。J.霍斯珀斯(John Hospers)、M.韦茨(Morris Weitz)、D.沃尔什(Dorothy Walsh)、A.伊森伯格、M.麦克唐纳(Margaret Macdonald)、M.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逐渐使分析美学变得重要。备受关注的《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那时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发表美学文章；而另一本论文集，由E.维瓦斯(Eliseo Vivas)和M.克莱格(Murray Kleiger)主编的《美学问题》（纽约，Rinehart）1953年面世，更助长了美学在美国的新势头。F.N.西布利(F.N.Sibley)发表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1959)上的“美学诸概念”几乎成了一种新风格的样板：鼓舞了许多的人，也激怒了另一些人。最后，M.C.比尔兹利1958年的《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纽约，Harcourt,Brace andWorld）造成了持久的影响，与其它的著述相比，它可以既是分析的，又表现出比埃尔顿谨慎的教诲大得多的抱负（如对艺术进行全面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