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研究的层级性与拓展向度

作 者:
许兵 

作者简介:
许兵(1966-2001),男,四川省遂宁市人。1988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兰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2000年,在兰州大学中文系执教,任讲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2000年9月至2001年5月,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7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美学必须对人类生存的状态发言。为此,必须注意美学研究实际上存在的层级特征,在这个基础上,从不同的向度上拓展,各司其职,协调发展,以此回应新的时代呈现在美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并使美学本身获得新的生机。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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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1)06-0001-06

      时代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学研究也必然面临新的挑战,在承继有价值的经典范型基础上,必须接受新的现实的质询。我们不接受“美学危机”的判词,因为作为关注人类生存之理想状态的思想形式,美学,在一个人类日渐受技术制约而物化的世界,更显出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但完全因袭旧有话语形态与思维模式,显然不利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创新。创新必须首先确立其合适的立足点。植根于人类生存的境遇和美学研究实际上的层级性特征,我们认为美学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分头突进,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协作迈进。

      (一)

      世纪交替之际,关于美学本身的“学科定位”,“向何处去”,“是否发生危机”等话题,一度成为圈内学者谈论的热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理解为,美学研究本身审视自身与谋求新变的合理反应。从美学自身的发展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把美学看作人的精神科学的一种形式,它受整个人类的致思方式的影响。没有永恒不变的美学,也没有永远有效的美学信条,但是我们历来坚信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美学关乎人类存在的精神特异性,美学根本上与人的生存的理想状态相关联。从类上讲,整个人类是以对自身存在的领悟来获得其独特的规定,从个体来讲,每个个体总要通过感性存在的独特性和自由性来确定自己在世界的存在。因此,人类精神的某种向度是在建构中确立的,美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维护人的精神的价值向度的一种形式。如果仅仅停留在表层现象的描述层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随时都在面临着考验,我们必须与当今时代的某种本质特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它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我们可以比较简捷地把这个时代称作“技术至上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被看作只是工具的科学与技术已经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成了某种普遍性的对现实进行思维和整理的方式,这是对包括美学在内的精神科学的最根本的挑战。当然,美学的发展历史表明,长期以来它就是在与“反对美学”或“取消美学”论调的斗争中存在并发展着,美学不得不一直面对各种对美学的“犹疑”和不信任。但这当中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当人类还尊重精神的价值,对理论还抱有某种理想化的期待时,这些反对的论调始终也是处于一种支流。而当今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当所有旧有的精神价值向度都遭到质疑时,作为精神学科之一的美学才真正面临困难。就象海德格尔所写道的:“如果有一天技术与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如果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刻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典”①,海德格尔所猜测的景况正是如今全球的现实。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仍然生产与销售着难以数记的“文化产品”,以此标示着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存在。但这并不是“精神”,甚至与“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技术的产物,是技术至上时代思想与想象方式的结果。所以,从整个世界技术至上的时代本质特征出发来审视美学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别民族或国家的特定时期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自有人类的生活实践就有“技术”,但当代社会的“技术”却与传统的手工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现代的技术源出于科学,而科学的本质源于形而上学。追根究底,“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Gestell)之中”,而所谓“座架”乃是“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这种摆置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②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以降,长期都是在一个主客二分的模式中运行,基于这种模式,人把世界作为自己的认知或加以改造的对象性存在,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逐渐完备与独立的体系,受其决定的现代技术无往不胜只不过表明传统哲学达到了它自身的“终结”。人运用科学技术去改造世界,这已经固化为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式,因为人往往按照他对待自然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人,反之亦然。按照这种致思方式,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被世俗化为一种职业运作,按照运用机械制作和使用的标准制定价值规范。从而人本身成为特定体制下的一种“技术人员”,精神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智能”,变成为其他事情服务的工具性角色;换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往往以是否也应该有某种与之制衡的精神机制存在呢?当人们通过科学和技术以种种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时,人们一方面确实在一种“对象化”的活动中确证了人类的力量,并奠定了在尘世中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但当人类获得征服自然的胜利时,一个客观的后果造成了:技术不但征服了世界,而且通过技术的设置,技术控制了社会的秩序,并可能最终造成对人的技术的设定。这种由技术至上造成的“智能”化倾向必将对“精神”本身造成根本的影响,精神的消散与匮乏是必然的。

      技术至上的时代,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从个体而言,由于我们已经作为“技术人”而存在,我们变得贫乏了,这里的贫乏当然不是物质和经济意义上的贫乏,而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根据的贫乏,他丧失了其“存在”的精神的维度,就像本雅明所言:“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抵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③。而艺术泛化了,它仿佛无处不在,充满我们世俗的生存空间,但这只不过表明艺术已经逐渐成为被控制的同时又起着控制作用的信息工具而已。这一点在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消费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我们必须从人类生存的这种境况出发去作出美学上的回应,因为我们说过,美学关乎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关心人的生存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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