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1)01-0099-05 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争议颇多的概念，要准确厘定它的内涵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关于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讨论，起到了促使转型期中国美学诸多深层问题浮出水面的作用。同时，只要作为实体结构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化仍然是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有关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讨论就不会是毫无现实意义的。 从199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言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共通的话语范式，即援引卡林奈斯库在《现代性面面观》中对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区分，将现代性看成一种充满矛盾的张力结构[1]。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以人为本位，以感性为本体。就前者而言，它是现代性自身的认同力量，是俗世的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寻求此岸的支撑；就后者而言，它是现代性的反抗力量，即以审美感性对抗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而将感性的作用推至极端，以感性的原则取消康德意义上的科学与伦理原则，将个体生命的当下沉醉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是审美主义。 从审美现代性角度探讨中德美学的关联，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中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而本文则将讨论对象锁定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20世纪末的转型期中国美学，并在审美本体论层面上论述二者的现代性关联。 一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阿多诺的名言似乎是对艺术与审美的否定，正如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1937)一文中揭露艺术的欺骗与慰藉作用一样，然而问题的复杂性是：艺术的否定功能与乌托邦潜能同样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对艺术的欺骗作用的揭示同样不妨碍他们把艺术与审美看成是消除人的本质异化，走向人性复归的最佳途径，从而营造美妙无比的审美乌托邦。在阿多诺的另一篇文章《许诺》(1962)中，他再度提到了文学与奥斯维辛的关系：“我不想淡化我过去的立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抒情诗是野蛮之举’……然而艾森伯格的反驳也确为真切：‘文学必须抵制这个宣判’……实际上现在只有在艺术中，苦难才能找到它的声音与慰藉……艺术作品无言地承担政治所无法负荷的责任。” 显然，阿多诺反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而是被资产阶级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物化为虚假的幸福允诺的艺术。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中，艺术与审美的乌托邦功能是与它作为形式自律的否定功能联系在一起的，霍克海默写道：“艺术，自它成为自律以来，就已保存着从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托邦”。[2](P260) 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审美乌托邦营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起点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人的感性解放问题，这也是80年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不同的是，80年代中国美学坚持了马克思人的本质是实践的观念，并以此批评法兰克福学派将感性、爱欲本体化的倾向。 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P122)马尔库塞认为，“这里所讲的感性是用以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概念”[4](P111)。从对马克思《手稿》的人本主义解释出发，马尔库塞考察了感性一词在鲍姆加登、康德及席勒美学中的演化历史，他认为：从“埃斯特惕克”(Aesthetic)一词的发展历史看，它反映了对感性（因而对肉体的）认知过程的压抑对待。在康德那里，审美之维是一中介，它调和着感性与理性、实践理性与道德理性等多种心灵能力的二律背反。马尔库塞认为，康德仅仅把这些范畴当成心灵的过程去论述，而席勒则冲破了康德先验哲学构制的藩篱。在席勒美学中，借助于一种基本冲动，即游戏冲动，审美将废除理性的专制，把人引向自由之中。“自由应该到感性的解放中而不是理性中去寻找。”[5](P60) 在此，马尔库塞改造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有关文明发展与本能压抑的观点，并将弗洛伊德的性力比多扩展为爱欲。他认为，在理性压抑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世界中，唯有艺术能够提供高度的力比多满足；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依据的是快乐原则而不是现实原则行事。这样，马尔库塞就以Eros（爱欲）取代了席勒的"Sinnlichkeit"（感性），并最终提出了“新感性”的概念。 在康德和席勒那里，审美活动虽然被置于中心地位，但它仍然是沟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调和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中介。席勒认识到科技理性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威胁，但他并不反对理性本身，席勒的理想仍然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和平衡；而马尔库塞则赋予审美感性以本体论、生存论的地位，以感性、爱欲冲动废黜理性。从席勒到马尔库塞的演进过程，标示着古典理性主义已逐渐衰落，而审美现代性思潮澎湃，其中的主题即是把审美感性本体化并导向审美主义。 在80年代中国美学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代美学家，既继承了康德、席勒对感性的重视，又反对马尔库塞将感性本体化的审美主义倾向。李泽厚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形式”说、“积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