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谱写的，汉民族不仅是这个多民族体的主体，而且历代政权也都是由汉族人缔造掌握的，它使得汉民族文明构成华夏思想文化和审美风尚的主导力量。蒙古人元朝的建立，对汉民族文明和传统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震撼和破坏，使因循守旧的传统思想文化和温柔敦厚的审美风尚在游牧民族迅速崛起和物质力量骤然增强的正面冲击下，遭受了历史性的颠覆，从而使元代审美风尚偏离传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与前不同而为元代所独有的特点来。我们试图从这样几方面来概括。 一 异变性 每个朝代的更迭，都会产生社会的异变，但元朝的建立，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封建汉族地主政权的消长更替，蒙古人入主中原，不仅对社会和经济带来冲击和破坏，而且对更深层次的人的思想和心理产生颠覆，这种颠覆是以往任何朝代更迭所不曾领略的、不曾干涉的，因此，异变在元代就有了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意味，它体现在许多方面，“思想解放”、“正统之辨”均其表现。建立于社会风尚之上的审美风尚的“异变”，其特点更其显著。 就审美风尚的更嬗变迁看，形式是一个更显著的标志。元代审美风尚异变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元曲”的兴盛。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种有明显区别而又相关的文体形式，前者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是戏剧；后者是一种由长短句构成的诗歌体式，是文学。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元曲，是元代审美风尚的代表品式，成为与唐诗宋词并列的标志性艺术。 中国戏剧渊源甚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巫觋，但其形成过程却极其缓慢。究其原因有许多，而较早成熟传统文化的排斥和抑制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国，禁戏的思想不仅普遍而且发端亦早，隋代就有请禁角抵戏的“疏”。这是因为戏剧作为一种行为艺术、广场艺术，它放荡不羁、无拘无束的原始精神，是人的自我还原，却是儒家文明与礼教的不轨和破坏，所以对“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的演出，柳彧说“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要求禁断。那么，作用于柳彧这种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儒家的“法度”和“礼典”，柳彧自己也说：“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辟，纳诸轨度。”（注：《晋书·柳彧传》。）戏剧的精神与儒家的“法度”和“礼典”是有抵牾、冲突的，而儒家的地位不断被强化，所以中国戏剧的形成在封建文明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 大约在北宋南宋之际出现了“永嘉杂剧”，即南戏，这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戏剧形式，但它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的形式潜流于民间。所谓“士夫罕有留意者”，实际表示的是，南戏的出现没有正面突破儒家的“法度”和“礼典”，不仅没有得到社会传统的认可，且其影响和流传范围也比较有限。 元曲，无论杂剧抑散曲都是元代兴起兴盛的，它不同于南戏的潜流状态，已形成一股审美新潮。 “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王国维是从戏剧成熟的角度论述“真正之戏曲”元杂剧的，在当时，王国维的研究有资料的限制，但他确立的元杂剧为“真正之戏曲”之始仍有其意义。元杂剧的崛起，与宋代南戏的流行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种崭新的审美形式，它一出现就被社会所认可，没有任何阻挡和责难，受到社会各界的喜爱和欢迎，成为元代的流行艺术、主流艺术。 元杂剧结构体制与宋代南戏不同，它的产生，固然是前代各种艺术的积累，如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等，但元杂剧之为元杂剧，这一审美形式是从元代开始的。汉民族文化遭受了颠覆，北方游牧民族的到来，为积淀深厚的儒家礼法撕裂了一条缝，使得各种被压抑、深隐的思想能够放纵，脱笼而出，行为艺术、广场艺术的戏剧思想此刻也挣脱了脖子上紧箍的缰绳，走向了解放的道路。并且，蒙古民族本来就能歌善舞，他们的到来，对元杂剧的崛起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变”与“新”，同样体现在杂剧的内容上。元杂剧的题材非常广阔，思想内容在中国文艺审美史上独树一帜，对封建政治的深刻批判，对封建官府的大胆揭露，对下层社会的无限同情，对自由爱情婚姻的勇敢追求和歌颂，等等，可以说空前绝后，塑造出一大批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在中国文艺审美史上熠熠闪光。 散曲又称“词余”，可见它与词的渊源关系。它在形成过程中，还吸收了俚歌俗谣等养分，在金末已经开始盛行，而至元代，文人写作散曲就成为普遍的现象，散曲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学中的地位也就被确立。它不同于词之处在于，散曲可以使用衬字，通俗自由，题材的内容也更加广阔，是传统诗词的新发展，所以很是风靡。 从元曲（杂剧和散曲）形式的出现和内容的大胆超越传统，不难看到元代审美风尚的“异变”特点，非常鲜明。每个时期，每个人，甚至每个人的不同时期或不同作品，都可以出新，但没有哪个时代和社会审美风尚的“异变”像元代这样突出、强烈，没有从文化思想的整体被颠覆，产生异化和新变。 二 民族性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它辽阔的疆域，一直延伸到欧亚大陆，覆盖了众多的民族。西藏地区即是从元代开始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统辖范围。作为一个统一的、并且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来往交流，彼此杂居，有甚于以往。无疑，它增加了各民族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彼此融合和再发展，使元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可以说，民族性是元代社会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最基本特点。这一特点也同样反映于元代的审美风尚。作为“一代之文学”元曲形式内容“异变”与民族性的关系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元代审美风尚的民族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