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1)01-0157-04 一、“回到事实本身”：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相伴出现了物欲横流、价值沦丧等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陷阱”。道德滑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犯罪低龄化和青少年犯罪率的升高已成为社会性的问题。所谓“空心的”以名利为惟一价值尺度的“物质女孩”并非小说家邱华栋笔下纯粹的虚构。所谓“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的极端功利行为已司空见惯，大学校园里一再掀起“计算机热”、“外语热”等已成为学生的群体热点，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作为个人整体素质的提升而是看你有几个“证”。这种工具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日益渗入学生的深层意识。在艺术院校，因为技术性的课程可直接有助于找工作，一些急功近利的美术专业的学生就热衷于选修或者私费自修平面设计、广告制作等课程，而对基础性的美术史论和人文性的美学课程却满不在乎。音乐系的学生则多钻琴房却少去图书馆，相对综合素质的提高他们更看重的是音乐的技巧、技法。这样学生创作或演唱演奏的作品多摹仿、多匠气，学生整体水准及个性创新受到制约。更有甚者这种技术性的工具理性原则，在根基处从形式设计到操作思维摒弃了情感审美的内涵与心灵的陶冶，导致学生审美能力的弱化和思想境界、灵魂格调的低下，以“匠气”为追求的目标，以现实功利为衡量尺度，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缺乏超越的抱负、理想以及自信心、创造力。以至有学者反思百年中国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忽视美育的地位。[1]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要追溯到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学校重实用轻素质，重理工轻人文的社会性政策性导向。这种导向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文精神包括理想信念、审美趣味等的坠失，使本来应有的审美情感性学科日趋工具化、标准化（量化）、规范化和功利化。虽然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语境下，在素质教育的呼声中，许多大学纷纷倡导人文价值，并增加艺术类、文学类等人文性课程的辅修，以期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但指导思想如不改变，不给美育以切实的地位，不使美育落实到现实人生层面，这些活动充其量不过是舍本逐末，流于形式。说到底，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人的观念、意识的现代化。历史实践表明：没有强大人文审美精神支撑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隐患重重的。因此，反思我们的教育现状，美育问题便凸显出来，美育列入了教育方针就是时代的必然。谈论美育的当前性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假问题，而是有回到事实的本真性和现实性。 二、美育内涵再认识 审美教育作为立美教育其本质乃是一种“立人”教育，其目标是培养有理想的全面的完整性的人。它可以打通德智体劳的诸多环节，培养健全的人格。它引导受教者主动感受美的灵魂和形式，陶冶情操建立审美心理结构。因此，美育有别于智育、德育、体育，更不同于艺术技能训练，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美育的实施是全社会的教育和渗透过程，也是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塑造的全面过程，是自觉开放的行为，是理性与感性相协调的发展过程，是促进人生审美化，把生野蛮荒的世界改造成审美的世界，把自然的人陶冶成社会的人、审美的人的历程。实践证明，无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就会造成日常生活中的“片面人”、“畸形人”。人文理想主义教育是密切关注人生实际的，人文精神作为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设定之于人生，不仅看到劳动作为谋生受动性形下一维，更要看到其能动的创造性的形上维度。因此现代美育内涵理应包含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内容：“理想主义”的内核，是通过美育来肯定人的全面发展之于有限生存形式的超越要求，是对人性解放的张扬和人性提升及人的价值尊严的肯定。经由审美才可能实现个体自由的创造性思维或自由直观，才能使学生基于现实有所超越和选择。但作为“向死而生”的人，又不可能否定其有限性而把超越性极端为神性，“有限性”与“超越性”共同构成人性的两个矛盾性因素，审美恰寓超越性于有限性之中。这就为学生当下的选择批判提供了基点和价值依据。不再是现世的盲从，就会对其感官欲求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有所遏制。“现实主义”就在于充分认识到美育是依赖于一定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相应社会体制共同完成的，美育切实关注人的现实处境，重视人的现实生活权利。因此，“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美育内涵的辩证统一：美育在理想层面体现现实文化的具体引导，又在现实肯定与批判中具有高度的理想。这正是我们当前美育的弱项，也是我们论述美育当前性的初衷。尽管美育以人文理想为超越目标，但这是一个总方向，决不是一刀切，即在实践中并非单纯划一，更不诉诸专断、强制和排他，一旦如此则恰与美育的本意背道而驰。另外，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应打破陈规，不拘一格，培养既关怀天下公器之精神，又能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经济理念、躬身践行的健康人格，功利再启蒙就成为美育现实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功利性即谋生受动性，是劳动形下意义一维，这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除此劳动更具有意义昭现的能动创造性的形上维度。将二者割裂开来是片面的，用后者来批判抨击前者，而忽略对前者的肯定性阐释（即功利合法性），美学就会与现实人生相脱节，美育就会缺乏深度而空洞，就会是迂腐浪漫的乌托邦（因此，对美学史上“审美非功利”之说应予以再认识）。事实上，不对功利合法性作正面肯定和阐发，功利性便流于下作。因此，在大学教育中，要注重引导学生正确地对待就业、金钱、机会、竞争等问题。把商品经济的利欲趋动仅仅退化为谋生、功利一维，功利势必僭越滑向功利主义，就什么事都会发生。国人向来讲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可一旦放开就如脱缰的野马，讲起功利毫不留情，在现实社会中多有野蛮扭曲变态之事发生。因此给功利性以合理的域限就至关重要。讲求功利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给功利以正面导引，才会有人性健康、人格平等的基础。只有解决好功利问题，才会既把握振兴经济的机会，又不会被滚滚物欲所淹没。既看到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人性解放的基础（没有物质基础谈不上人的审美解放）。认识到功利的合法性、局限性，就会保持清醒的头脑，本着意义世界的审美人性精神来建设市场经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革除前现代社会余毒，更需要理性指引和超越精神。对财富的疯狂贪欲，是无节制的非理性行为。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除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外（节俭、勤奋、进取、兢业的新教伦理精神曾使资本主义受益无穷），还有“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当仅剩后者时，资本主义就进入了畸形裂变而渎神的衰落期。[2](P14)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文精神建设及审美教育无疑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