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3-0063-08 禅宗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遗产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美学思潮之一。禅学的产生影响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更影响到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进程。但在中国美学中，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研究者多，取得成果也早，由宗白华、钱钟书等人开创的禅美学却没有得以及时、充分地展开。“随着现代世界交往的密切，西方文明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文明格局的改观——‘东方睡狮’的觉醒，‘五洲曙光’迎来了新的纪元，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向往的目光看待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艺术与美学。”[1]（《编者的话》）当今世界范围内美学研究陷入困境、停滞不前的状况也要求我们认真反思美学的出路。以主客对立为前提和基础的美学研究方式已无法进入美学殿堂最幽深、隐秘的部分，中国禅美学主张主客圆融，提供了与主客对立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新的视角，或可与西方重体验、重生命自由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等思想相互补充，为陷入困境的世界美学研究提供具有开拓性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禅美学，以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里，人们却因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谈佛色变，学术上所得甚少。直至“文革”后，伴随政治的清明，经济的改革，学术上也逐步走向科学与自由。近二十年来，禅宗美学的研究日趋深入，硕果累累，开始争取与其身份相称的地位。 至今，已出版集中论及禅宗美学的著作逾一百种，这些著作既有对禅宗美学史的专门研究，又有对禅宗美学细节问题的探索，还有对禅宗美学影响下的具体文艺形态的研究。学术论文的研究范围则更加广泛，显示了勃勃生机。 一、禅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 1.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对禅艺合流的内在机制的研究 文学艺术史上的禅艺合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禅与艺为什么会合流、怎样合流，却不容易谈透彻。人们已形成的共识是，禅与文学都重个体心灵的自由，都重自性，是对生命的自我意识的张扬。审美活动与宗教文化拥有一个共同的发生学背景：生命的自我意识。对这生命的自我意识展开机制的探索是禅美学研究的起点。禅乃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其强调直觉的超功利的顿悟思维方式是沟通禅与艺的桥梁。 孙昌武说：“心性问题是佛教义学的核心问题……而文学创造活动，正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精神创造；文学理论问题必然涉及到心性理论。”[2](P330)皮朝纲指出：“禅体验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审美体验，因为审美体验是对于人的自身价值以及生命意义的一种体验活动，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3]他认为禅、艺相通的核心在于发生机制相似的妙语，并初步揭示了禅、艺合流的历史进程。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禅与诗、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虽二，而心之作用则一。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其为悟境，初无不同。”[4](P101)禅与诗因“悟”而心有灵犀一点通，然后，“诗赋于禅以艺术的形式；禅赋于诗以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而带来的理趣”[5]。 因此，对悟、妙悟等问题的探讨就成为研究禅艺合流内在机制的切入点。“悟”是禅与文艺交流、禅美学产生的基础。禅宗“悟”的思想成果被文艺创作、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所吸收，“悟”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 皮朝纲《静默的美学》指出，“悟”是审美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对艺术的审美特征的领会，是对创作规律、技巧的把握。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认为禅悟与诗悟的共同点是：现量与直寻；但莫作意，自当悟入；亲证。张育英的《禅与艺术》分析“禅思维与艺术思维在可感性、非理性和超越性等方面存在着同一性。而两种思维相似的特征，又都与头脑中存在的潜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6](P47-48)。他认为世界上最早对潜意识有所发现并进行探索的应是中国的禅宗，艺术思维中的灵感现象，本质上同禅的顿悟思维相同，也来自人的潜意识，是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表现。季羡林在《作诗与参禅》一文中对诗与禅的共同点“妙语”的内容结合梵文和巴利文进行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潘知常在《中国美学精神》中分析了禅宗妙悟消解对象性思维的特点，认为“禅宗对妙悟的瞩目，意味着审美活动作为最高的生存方式在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也意味着从心理层面为中国美学定位的开始”[7](P409)。 对自性与直觉的强调、对“悟”的依赖是禅宗认识论非常突出的特点。文艺创作是强调直觉与灵感的，禅与艺术怎样相通相融，“悟”的过程、特点如何，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研究者们开始运用西方的哲学、心理学成果，致力于逐渐揭示问题的实质。 2.意境与禅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近些年的研究中意境与禅宗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学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意境理论萌芽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但它的发展和成熟却得益于禅宗思想。 金丹元在《以佛学禅见释“意境”》一文中认为：“中国‘意境’理论本身就隐含着‘性空幻有’的成分。意境比意象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意境不仅是主、客观的统一，‘立意’与‘形象’的统一，而且也是在‘空灵’观念指导下有与无的统一、境与情的统一。”[8]在其著作《禅意与化境》中，他也从史的角度，结合文艺创作和理论论述了意境与禅的关系。于民《空王之道助而意境成——谈佛教禅宗对意境认识生成的作用》认为：“意境认识的蕴成，是我国特有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古老的人体科学等相结合的产物。它涉及的方面条件甚多，仅就中国古典哲学来讲，道、玄、禅影响最大，可以说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9]他从十个方面分析禅对审美主体和创作思维方面的影响，具体说明了禅影响于意境产生的内在机制。于民研究视野开阔，他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认识禅与意境的关系，认识到意境现象复杂而微妙的渊源，应当说这种研究思路比较能反映客观的情况，有利于问题本质的揭示。但是，其中牵涉到哲学、心理学、医学等许多方面，进一步研究有很大难度，也更具有挑战意义。李旭在专著《中国美学主干思想》中对意境理论的论述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诗学的“意境”范畴并不是惟一的，而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以传统的‘情景相生’理论为基础，另一种是以禅宗‘物我相冥’思想为基础。前者的特点是‘以物就我，以情着物’，大致上以王夫之、王国维等为代表；后者的特点是‘物我得宜，异体性通’，其代表人物是严羽及王士祯。”[10](P194)这种辨别以不同意境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是对意境理论不同内涵的有益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