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1-0070-06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主导的经济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天然血缘关系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强韧纽带，执着此岸、关怀今生的现世精神养成务实的人生态度，特重社会功利以至将知识体系和科学技术纳入伦理政治的框架。这一切陶铸了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思维方式，不过其中既有属于过去、失去生命力的方面，又有属于未来、包寓生长性的方面，而后者所显示的现代意义更加值得重视。 一、中和思维 “中和”的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唐孔颖达疏：“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情和谐，故云谓之和。”总的说来，所谓“中和”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它是指那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状态；其次，它是指人的性情状态、心理状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就是说，喜怒哀乐之情尚未被激发之时，还只是一种情感倾向尚不明确的本性，不喜也不怒，不哀也不乐，无所偏倚，所以称为“中”；而当这种喜怒哀乐之情被激发出来时，则合乎规矩，有所制约，所以称为“和”。再次，“中和”囊括了人的全部精神发展历程，“中”是“天下之大本”，即人的本性，“和”是“天下之达道”，即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前者是起点，后者是终点。第四，“中和”也就成为天地万物赖以存在和生长的理由和根据，天地以此而各安其位，万物以此而化育生成。 《礼记》是汉儒的著述，后被奉为儒家经典，它所提出的“中和”一说昭示了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郑玄注：“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可知在孔子看来，“中和”是最高的美德。同时，“中和”也概括了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即守持未发之情那种无所偏倚、无所乖戾的状态，达到各种不同事物的协调和整合；在对立两极之间取恰到好处的中点；肯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但将其限囿在不失中正的限度之中。而这种执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和之境也就是美的境界，需要得到美学的确认和论证，进而在此基础上凝结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思维定势、思维特征。 中国古典美学提练出了“以和为美”的原则大法，将其确立为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普遍准则和最高要求。早在《尚书》所记载的远古时代，就有“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思想萌芽，在春秋时期，“和”已是非常流行的说法，见于典籍的季札、医和、晏子、子产、单穆公、伶州鸠、史伯、伍举等人的言论中，几乎是言必谈“和”。孔子也赞同这样的说法：“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董仲舒更是将“中和”之美擢拔到了“天地之道”的高度：“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2]具体到艺术，如古人普遍认为档次较高的艺术样式“乐”，亦复如此，《国语·郑语》曰：“和乐如一”，《荀子·乐论》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也”，《乐记·乐论》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如此等等。那么，“和”所指何谓呢？古人也有说明，《国语·郑语》曰：“以他平他谓之和。”《左传》就说得更具体了：“和如羹焉”，羹是用水火醯醢盐梅与鱼肉调和烹制而成，音乐亦然：“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3]这就是说，“和”是由多种不同的要素相融相济而成。 在中国古典美学的表述方式中总是有一个“此犹如彼”的通用格式，其中“此”与“彼”是指两种极端情况，它们相互对立，但偏离中心则完全相同。在中国人看来，这两者都不可取，可取的是它们的中间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和思维方式。如孔子阐述的“过犹不及”、“欲速不达”以及“必也狂狷”等命题，采用的都是这种表述格式。《礼记·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谓中庸之道。”就是说，“狂”与“狷”的形成，都是背离中庸之道所致，要避免这两种偏致，只有返归中庸之道。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上述命题后来一直为中国古典美学所沿用。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还有另外一个通用格式，即“甲而不乙”的表述方式。这里“甲”与“乙”并不截然对立，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在程度上有浅深之分，一般说来，“甲”程度较浅，接近中道；“乙”程度较深，已偏离了中心。人们往往认同“甲”的合理性，但总是为它设置一个限度，将其可能的进一步发展限囿其中，以防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滑向“乙”之极端状态而不可收拾。这一中和思维之旨，在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诗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说法中就已透露出消息，这最后的防线往往设在道德规范之上。但作为一种相沿成习的思想方法，则又形成了“甲而不乙”这一相对固定的表述方式。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说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时对于周乐所作的评价，其评语几乎都是采用的同一格式，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等等。在《乐记》中也有一连串类似的表述，如“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等等。影响最大的还是孔子，《论语·尧曰》所阐述的所谓“五美”的标准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八佾》将《诗经》的《关雎》一篇悬为圭臬，称赏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凡此种种，后来都成为中国古典美学遵循的最高标准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