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在研究这一百多年的文学思潮时认为其间有三次文学革新高潮，即戊戌文学革新高潮、“五四”文学革新高潮和80年代文学革新高潮。（注：见马良春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上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这个分析用于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及艺术理论、艺术哲学的进程也是大致合用的，这既是因为文学艺术的更新会刺激起艺术理论和美学的兴趣，也是因为艺术与理论的繁荣需要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 另外，当我们在70年代末重新恢复理论研究和学术工作，重新回顾20世纪前30余年的艺术理论研究状况时，会发现尽管当时的研究水平、理论思维深度都还有限，但那时的思想家比七八十年代的思想家视野还要开阔，思想上更少禁忌，表达上要更直截了当，更真诚。80年代学术界当作新思想新观点引进的东西其实当初早已引进过一次。不仅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而且如克尔凯郭尔、李凯尔特、柏格森，对于鲁迅、梁实秋、邓以蛰、吕澂、李石岑等人来说都不陌生。这更让人意识到，50年代后的封闭，以及到“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与意识形态控制使我们整个民族及其理论工作者愚昧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回到前30余年学术思考曾达到过的，甚至也被民族解放战争及其后的内战所打断了的思想起止点上，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思想传统是很难“跳空高开”的。 当然，到了80年代甚至上个世纪末，中国社会进步，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了进一步的自觉。20年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与世界的交往尤其学术与思想的交往相当频繁，作为我们的借鉴与参照的西方思想自身也已经有了新的进展，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训练有了极大的进步。这些都为有效地反思20世纪前30年的文化思潮和艺术观，客观评价当时的学术成就，总结其经验教训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一 中国现代美学对艺术的讨论与建议有两种倾向：否定的和肯定的。所谓否定的，当然是就其要破坏旧文化旧艺术而言；而所谓肯定的，也是着眼其建设新文化，塑造新人格的意图的。两者在各自的理论中未必截然分离，我们的区分不过是就其主要理论倾向与风格而言的。 在前现代的儒学传统中，艺术被当成贵族教化的手段。“文以载道”、“兴观群怨”或“多识鸟兽虫鱼之客”一直是对艺术功能的正面说明。即使是在归隐或赋闲状态中，艺术也只是“独善其身”、“托物言志”的方式。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及世界观没有崩溃之前，中国人的艺术（读书画乐）就这样漫衍着，成为上层社会成员的骄傲。而当西方列强夹带着它们的文明闯进中国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先驱们终于意识到，不仅我们的技术是落后的，制度是落后的，艺术也太不合时宜了，它无法为“自强”及广泛的社会成员、塑造“新民”、改造“国民性”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要在这方面发动“革命”。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鼓吹“诗界革命”，提倡以“新意境”、“新语句”入诗，并明说“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语……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夏威夷游记》）。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挽救中国传统诗歌的颓运，所谓的“新诗”夹杂了不少生硬的新名词，如谭嗣同句“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注：喀私德，英语caste之音译，（印度）种姓、等级社会义；巴力门，英语parliament之音译，义为议会。），于诗反而不伦不类。 “诗界革命”的合理性后来在两个方向上表现出来。其一是文学的形式变成了小说、新型的戏剧以及再后的电影。 诗歌这种古典的艺术形式只能在士大夫之间造成影响，小说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梁启超在1902年撰文倡导“小说界革命”。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显然，这些维新派思想家还是将文学艺术当成“载道”和“开民智”的工具，要变的仅仅是世道本身。 最初的新小说是写实的、暴露性的，又被称为“谴责小说”。这种揭露触目惊心，发聋振聩，让人充分感受了旧制度的肮脏。但一个强烈地关心着现实的人怎么能如此冷静如此不动声色地描摹那些丑恶呢？所以即使同样是小说，其手法也会有现代的样式。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这个第一篇就同时像是一篇意识流小说，在文学形式上他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家做出一种榜样。这样的小说似乎比一般写实的作品更具“熏、浸、刺、提”的效力，更像是要疗救这个民族已经麻木的精神的一味猛药。 诗这种高雅艺术依然存在，只已不似梁启超所想，“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诗歌需要形式上的变革，需要一种更自由，更狂放，更具破坏力的形式。这是“诗界革命”内含在第二个方向的展开。受惠特曼等的影响，郭沫若的早期诗歌激情澎湃，同样是在“呐喊”，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叛逆甚至破坏的意向，将叔本华、尼采、卢梭、伏尔泰、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等一并当作“匪徒”称颂（《匪徒颂》），高呼“我是一条天狗”，“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天狗》）。显然他是将艺术创造理解为燃烧自己，焚毁整个旧世界的行为，艺术家就是个性在叛逆中的再生。
